发信人: dsywts(大隋宇文太师)
整理人: red_angle(2001-08-23 14:11:44), 站内信件
|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包括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孔子的哲学?儒学几乎总是作为官方哲学而处于“独尊”的地位。被宗教化了的儒学，长期起着为统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但是，反儒的文化、政治倾向也常常存在着。在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批判儒教与尊崇儒教的论战，总是随着新与旧、保守与前进的斗争的起伏而展开，蕴涵着深广的社会政治内容，具有尖锐的现实意义。一切真正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为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往往以批判集封建道统之大成的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理论的先导；每当变革或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或失败，尊孔读经的恶浪总是伴随政治上的逆流卷土重来。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民主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其发韧阶段，就将矛头指向儒教，斥孔子“教人之书多错”，后又毁孔庙，禁儒教著作。但是他们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局囿，以致在天国的后期呈现出复旧的现象。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复旧儒教学进行了温和的冲击，但“跪着的造反”使他们仍然脱不出封建的窠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否定以封建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对于封建的道统和法统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虽然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曾掀起尊孔复古的鼓噪，但辛亥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的启蒙作用，直接表现为稍后发生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矛头直捣“孔家店”，空前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传统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其政治上的结果是唤起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而斗争。五四运动因此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民主必然是世界的潮流，科学定然战胜迷信，论战的结果，先是促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爆发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继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在五四运动中坚决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和反封建的斗争，并从中受到激励与鼓舞，促成她的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方面的转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宋庆龄，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时候，坚决捍卫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对儒教进行批判，在论战中充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的“清道夫”的光荣角色。
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政府极力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反动政治、文化逆流。思想理论上的反动，是因为政治的反动的需要。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权。随着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新军阀“统一”了中国。但是，国内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不断开战，中国在表面的统一下仍然四分五裂；国民党内也是派系林立、争权夺利，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等还在广州建立了公开与南京政权对峙的“国民政府”。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在广阔的农村向纵深发展，经过短短的几年，革命开始复兴，相继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豫赣、左右江、琼崖、湘赣、陕北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又高涨起来。为了维护和巩固独裁统治，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侵略者步步退让妥协，对内则调集重兵“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内加紧排除异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方面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同时在舆论上鼓吹尊孔复古，以封建道统和法统规范人民的言行，“新生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目的在于企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然而，既要“尊孔复古”，又要以孙中山的事业的继承者的面目自况，那么组织御用文人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进行阉割歪曲，把它纳入儒学之中，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宋庆龄在三十年代对儒家的批判便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她要通过对儒教的剖析，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儒教的本质区别，从而进一步揭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的叛徒们的伪装和伎俩；另一方面，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号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无论是为捍卫孙中山思想的纯洁性，还是为了救亡，宋庆龄都不能不参加到批儒的行列中把笔锋指向儒教。她在1937年4月，发表了《儒教与现代中国》的长篇政论，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经过缜密的科学分析，得出了鲜明的结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主主义范畴，而儒教体现了封建主义，现代中国不需要儒教，应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进而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一）
宋庆龄从事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科学的方法论对儒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指出它的“封建的、专制的”本质与属性。
宋庆龄认为儒教的始创者孔子所处的时代，有着鲜明的特征：“封建的诸侯列国互相猜忌，经常互相斗争，为争夺霸权而战，以致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都发生动摇。”而“广大人民群众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有增无已。他们不仅要作强迫劳动，还要加上兵役的重担。”因之，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里“就存在着阶级斗争。”她确信那是一个“流血、洪水、瘟疫和饥荒的时期，”不仅“封建诸侯之间发生战乱，农民也起来暴动，封建诸侯则对这些暴动加以镇压。”对于孔子所处时代特征的本质的把握，使她获致科学地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前提。任何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历史的舞台，他们的思想为实践所制约，然而，他们的思想又能动地对历史进程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庆龄从孔子的复杂言行中分析他的阶级属性，考察他的活动的社会功能，明确判定维护和强化“封建秩序”是他毕生思想和实践的主流。她确认孔子“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并为“加强这种封建秩序”而“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在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孔子及其门徒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得“由贤明的官吏统治”才能保持稳定与安宁。因之儒教以“服从”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核心，主张“服从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具体说来，“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了“使人民服从”，孔子及其门徒还“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他们特别着力于“替父权辩护”。因为，“在儒道的国家中，主权就建筑在家庭的父权之上；家长制的家庭是封建统治的细胞和下层结构。”儒教“强调家族关系”是合乎逻辑的，完全与自给自足的“古代中国的经济条件相适应。”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时的“社会被划分成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地主，与被统治阶级?农民，在两者之间的是士大夫。”宋庆龄指出《礼记》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阶级的对立。在这种剖析的基础上，宋庆龄对儒教的实质作出明确的界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
宋庆龄对儒教的评价，严格地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她从特定的历史范畴出发，确认孔子在封建社会的动荡时期，是一个“改良家”，他在他的时代，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而“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自应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在后来的历史行程中，孔子的学说不断变化，“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它已“完全失去了实际价值”。因之，在批判儒教的基本内容和揭露利用儒教的当今反动统治者的伎俩时，应当承认“很有理性”的、“鄙视迷信”的孔子“只会活在我们的史书中。并且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上所起的一定的作用而占了很重要的篇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