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zbw(蝶之仙)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03 02:31:0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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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棣,笔名,我国五六十年代著名哲学家曾任全国权威杂志《哲学研究》常务编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并有多种专著,孔子和儒学及老庄研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九十年代重现学坛而且著述迭出,代表作有《老子通》等。
戚文,笔名,五六十年代即从事历史研究,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两汉人物》等。
周英,红旗出版社编辑;与古棣多有合作著作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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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称帝和孔子的政治思想
袁世凯因缘时会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个封建余孽的野心家,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排斥真正的国民革命党人。他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篡改《临时约法》,大总统变成了实际的终身制,并积极酝酿做皇帝,1915年,承认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龙袍加身,成了皇帝,国号洪宪,此年被宣布为洪宪元年。然而,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在全国愤怒指责下,在护国军讨袁的压力下皇帝梦破灭了;先是取消帝位,接着就一命呜呼了。
袁世凯要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要做皇帝,他懂得除了掌握军队、政权和财权之外,还必须搞意识形态,这就很自然地想到利用孔子的儒家思想制造舆论,以对付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开初在辛亥革命造成的思想气氛之下(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而为革命浪潮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相当浓厚,孔庙已经改为学堂,贞操牌坊已被砸碎),袁世凯还不敢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用道德说教,欺骗人民,低毁民主和自由,并向封建余孽们发出信号。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梯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纲纪之废驰,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正宗爱国报》1912年9月20日)在政府提倡礼教的号召下,社会上出了许多尊孔的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形成了一股尊孔读经、恢复封建礼教的逆流。其中以康有为作会长的孔教会的影响最大最坏。该会在袁世凯政府支持下办了《孔教会杂志》月刊,孔教会的副会长陈焕章担任主编。从1913年2月到1914年1月,《孔教会杂志》共出版十二期,有图画、论说、讲演。学说、政术、专著、历史、传记、译件、丛录、文苑、书评、孔教新闻、各教新闻、本会纪事等15个栏目,刊登孔子塑像、孔庙、孔府、孔林的照片,研究孔子的历史、考证孔子弟子的身世,阐发儒家经典的精义,发出了尊孔读经、祀孔配大、定孔教为国教的喧嚣声。作者大都是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如孔令贻(衍圣公)、王闿运、康有为、严复、廖平,其中还有一个美国人——袁世凯政府顾问古德诺,就是这个古德诺在1915年8月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上呈袁世凯,声称中国实行君主制适合国情。在这样的声势下,孔教会大为发展,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孔教会支会,一些重要城市也成立了孔教交会。
在尊孔“舆论”刚出笼的时候、袁世凯就用政府的命令推波助澜。他于1913年6月22日颁发“尊崇孔圣文”,1914年9月25日又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了清朝的祀孔制度,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的地方政府一律举行“祀孔曲礼”。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清朝就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封建士大夫看不惯的新现象,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他以卫道者的姿态写道: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按:指孙中山等民主派杰出人物),利用国民弱点,遂倡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按:倡“无秩序……”、“无界说……”云云,纯为诬谄),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唯独国民道德丧亡,则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最后说:既然国民把国家“付托”给他,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教育部把这个告令悬挂于学校讲堂,刊印于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观看,“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5日)
“尊孔读经”,就是袁世凯当皇帝的舆论准备。1915年就公开酝酿君主立宪。袁世凯的大公于袁克定(人称“太子”)指使杨度成立“筹安会”,直接制造袁世凯当皇帝的舆论,并准备让人推举他登基并举行大典。按公、候、伯、子、男五等爵位封文武官员182人;封爵也没有冷淡了孔家——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就完蛋了。他看错了时代,低估了人民的革命力量。但是,从他要做专制主义者、要做皇帝的立场说来,他选择了孔子和孔教为舆论工具,却是没有选错的,只有孔子创立的儒家、孔子的政治思想,对于袁世凯才是最恰当的,其他,譬如道家、道教与佛学。佛家都是不适用的——同封建社会各个王朝选择孔子政治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一样,也是由孔于政治思想的内在本质决定的。袁世凯当皇帝失败,“皇帝”也从此更加名声狼藉,以后没有野心家敢效尤袁世凯当皇帝的了。但是地卜阶级还是存在,以孔子政治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思想还是存在,所以,以后旧式和新式的军阀还要利用孔子。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最适用于封建主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是最适宜于封建主义复辟的思想工具——这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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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前面转贴的宋庆龄论儒家的一些言论,想起以前看到过的更加“深刻”的批评,已经转贴如上,先转一篇别人的揭发文章,再说我的观点。
读者书评:
(1)关锋就是与陈伯达、王力、戚本禹、姚文元齐名的那个,当年可是大红大紫的! / 如烟云
这个关锋就是“文革”时与陈伯达、王力、戚本禹、姚文元齐名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因为起草《红旗》杂志“揪出军内一小撮”,使得全国各大军区遭到围攻,毛泽东无奈,只好让周恩来逮捕了他。
(2)他的作为,是政治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 / joe
他的作为,是政治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政治家的品德,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说也罢。孔子学说中很多有关品行等等的教导,袁世凯就从来没有遵照执行过。我想,如果有人要拿孔子的学说来批判袁世凯,大概也是有根据的。我想,要批判袁世凯,要揭露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孔子的学说为自己服务,应当另外选择角度。我还是一句话,孔子何罪之有?这些写书人,都是孔子学说的实践者,何必对自己的先师痛下杀手,为自己的书写出这样的标题?要2000多年前的孔子为上个世纪的袁世凯负责,过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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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我的评价:
不能因为历史上有腐儒,而否认历史上的大儒;
不能因为儒学在后世逐渐变质,而忽视他的本质;
不能因为儒学被人盗用、误用,而否认儒学的大用。
宋庆龄的批评儒家,可以说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学术批评。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说出来的话,不能认为是一种公允的学术观点,更何况所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早已被众多的历史学家所否认,深入的了解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不能一概视之为封建专制,黑暗透顶。具体的东西这里就不多说了,毕竟历史要说起来是很复杂的。
---- 飘飘似蝶
渺渺如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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