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dsywts(大隋宇文太师)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3 16:23:2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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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判定了儒教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宋庆龄指斥了鼓吹尊崇儒教的蒋介石政权的封建专制的性质，揭露了这个政权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呼吁全国人民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团结救亡，为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儒教与现代中国》的篇题，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儒教的考察主要是以现代中国为立足点。她对儒教的批判，完全服务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
既然已经判明儒教的社会阶级属性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所以“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在一天需要孔子之道”。由此，宋庆龄便从哲学意义上确认了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性质和他们鼓吹尊孔的要害。由于孔子的学说“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所以“孔子是保守的”。他的思想具有严重的消极作用：“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阻碍了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在政治上，孔子“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因而“他与革命毫不相干”。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倡儒学的复活”，并且要引入“新生活”，这是十分明显的“堕落”。对于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中国，“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一部中国近代历史，足以证明。在五四运动之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内涵。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即所谓学校、新学、西学等等，“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无论是维新派或者是革命派，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以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首先必须批判旧文化的核心?儒教。这是因为“儒教的思想意识所统治的时期，比其它哲学体系都更长久，……它深深渗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新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尽最大的力量”把儒教“从我们的生活中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里根除出去”而得以实现。批判儒教是为了变革和发展，尊孔崇儒的目的在于守旧和复辟，这就是新旧文化斗争的关键和要害，思想论战后面掩饰着尖锐的政治内容。只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斗争软弱无力，未能给儒教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孙中山在前期活动中也“没有提出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以致“上阵打几个会合”，很快“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的同盟所打退了。”斗争未有穷期，反对封建儒教的任务依然繁重。五四运动以后，新旧文化的斗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相适应而深化和拓展。五四运动时期“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直干云霄，儒教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尽管批判难免偏颇之处，但启蒙意义是巨大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场文化革命继续发展，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为主要阵地，“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大革命的巨流推波助澜，社会思想领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然而，北伐战争遭到腰斩，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起来，于是沉渣再次泛起。以“新生活运动”为载体的儒教，重又恢复。1934年，蒋介石在“围剿”工农红军的南昌行营中提出“新文化运动”的“要义”，宣称此乃“目前救国建国复兴民族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革命运动”，它的根本任务为“提倡‘礼仪廉耻’的规律生活”，使人们“作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能作一个守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作一个守礼法的君子。”为了推动这个名为“新生活”的运动，还专门成立了由蒋介石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对于冠之以“新生活”之名的“运动”，宋庆龄是深刻洞察其险恶居心的。它不过是打着“安定社会”的幌子，掩盖其独裁统治的本质而已。正如当时鲁迅所指出：那些权势者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宋庆龄首先剖析了“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儒学，指出它是以“服从”为核心的一套封建思想和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而这正是蒋介石政权所需要的理论，是他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的依据。“良民”、“肖子”、“规矩的学生”，无不体现着“服从”的要求。这种“彻头彻尾的封建的、专制的”理论钳制了人们的智慧和妨害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的变化，改造以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意识、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当“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大变化、带来了种种问题”急须解决的时候，儒教却因“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而丝毫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之，儒教绝不适用于现代中国中国，“只有那些头脑反动的人，才会想法恢复它。”其次，宋庆龄特别指出“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在以封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尚且可以理解，当中国已经经历了两千余年而进入近代，而且国家面临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的危险境地，继续鼓吹不以国家民族为念的儒教，无疑是为妥协投降寻找理论根据。正是“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儒教也就成为了蒋介石“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的遮盖布。宋庆龄指出当今应该大张民族主义精神?“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宋庆龄便向国人昭示出“在‘新生活活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从而揭露了“新生活运动”的策划者的恶毒用心?借“新生活运动”之“尸”还儒教之“魂”，以瓦解革命思潮，消弥革命运动达到维护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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