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国际电话资费的“奥秘”
辛 平
长期以来，总是有很多人在抱怨中国的国际电话资费过高，我们收入少话费要那么高
，人家高收入国家反而话费较低，我们打不起，外国人使劲往里打，外国的电话公司自然
要大大地赚钱，甚至“每年赚的中国人的钱都可以盖一所清华大学”。这样的想法乍一看
似乎满有道理，奇怪的是，那些“每年从中国赚走一所清华大学”的外国人似乎并不开心
，他们一边千方百计地和我们均衡话务量；一边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逼迫我们全面放
开电信市场，引入竞争，这自然会导致我们的资费，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国际电
信资费的大幅度调低──中国的国际电话便宜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众多的外商、外
企、外交、外贸单位以及万里之外的国外电信运营商似乎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更加喜形于
色，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除去电信国际结算人员，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在电信贸易中，有着与实物贸易截然
相反的贸易规律：话务量“出口”方要付钱，而“进口”方则收钱，当通信的发达国家为
国际通信赤字而烦恼的时候，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却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外汇。
要说清楚这个“奇怪”的问题，自然要先从国际电话说起。国际电话，即由一个国家
或地区打往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话，中间有可能需要经过第三方的转接，为这一个电话
，始发地和目的地的两个电信网络要同时参与交换和传输（或包括中转地的网络），那么
，由始发方运营商向用户收取的话费，则需要在各运营商之间进行合理摊分。从1865年
ITU（国际电信联盟）的前身在欧洲诞生开始，寻找合理的国际资费摊分方案就一直是这
个国际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一百多年来，随着全球电信业的高速发展和业务结构的不断
变化，摊分格式也历经了多次修改，但方案的基础仍然建立在双重价格体系之上：对每一
个呼叫，一种价格是始发方根据本国市场情况和运行成本确定收取价格，并以本国币制表
示计费标准（我国使用人民币），用来向用户收取费用；第二种价格是双方共同商定的会
计汇率（通常使用国际币制如美元），用来决定发话方向受话方支付的最终结算汇率（通
常为二分之一的会计汇率）。
这样的国际资费分摊体系执行起来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双方甚至多方谈判协商。由于
任何两个国家的国际资费都不尽相同，各运营商又都希望在分摊中取得己方的最大利益，
所以各国间的会计汇率也会不同，甚至对同一个国家的两个运营商都会有所差异。我们可
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资费分摊方式是如何实行的：
A国向B国打通100分钟电话，每分钟收费本国币制X元（合国际币制10单位）
如会计汇率为0.6单位，则结算汇率为0.3单位
B国向A国打通1000分钟电话，每分钟收费本国币制Y元（合国际币制1单位）
A国：
共收费X*100=100X元（合1000单位），
支付对方0.3*100=30单位
收到300单位，
实得100X元+270单位（合1270单位）。
B国：
共收费Y*1000=1000Y元（合1000单位），
支付对方0.3*1000=300单位，
收到30单位，
实得1000Y元-270单位（合730单位）。
由上图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事实上话费低、发话量大的一方是要付给对方相当一部分
费用的，以补偿对方为如此之多的来话而负担的网络运行成本，话费较高、发话较少的一
方反而会因此实现盈余。再简单地计算一下：如果B国每分钟收费1/2Y元，打通电话2000
分钟，会计汇率为0．4单位，结算汇率为0．2单位，则需支付对方400单位，而只能收到
20单位，实得1000Y元-380单位（合620单位）──也就是说，话费越低、发话量越大的国
家在国际资费分摊中赤字越多，话费高、发话量少的国家则相应盈利，而且收入的是国际
通行货币。至于会计汇率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如果过高B国将严重亏损，如果过低将无
法抵偿A国成本，理想的情况是双方资费相等，但发话量少的一方仍将得到补偿。
据ITU的统计数字表明，随着全球通信的迅速发展，几个国际通信量最大的发达国家
年度结算赤字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美国在1995年即已超过50亿美元，而在因结算而受益的
发展中国家当中就有我们中国。
正是由于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电信行业国际间通信费结算的特殊规律，我们国家从中得
到了相对稳定的外汇收入，我们才能在最近20年的大规模投资建设中保证了急需的外汇资
金，用以购买设备、引进技术、培训人员，也才有了今天中国电信事业的高速发展，有了
老百姓能够随时使用电话的方便快捷。实事求是地说，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电话资费确
实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一直承受着不少批评，但这些批评主是从消费者的眼前支出额度着
眼的。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们既要维护消费者的眼前利益，更要维护国家建设、行业发
展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至少不应该对国际高话费这一资费政策所作出的巨大
贡献视而不见。
国际电话不象本地电话是能够想打就打的，它一定要具备“有国际交往”这一条件。
国际通信用户主要是国家的外交、外贸单位和在改革开放期间日益增多的外商、外企
、合资企业，再包括有外事需要的机关、企业和一些有海外亲友的居民。
搞清楚了国际通信资费的流向，接下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际通信的资费究竟是哪些
人在关注的问题。在国际电话并不庞大的用户群当中，普通的机关、企业和居民长期只占
有极少的话务量，绝大部分的通信量则向外资、外贸等单位集中──这一现象是不言自明
的，居民的话费单上出现国际话费一项的甚为少见，而在普通人看不到的大客户话费单上
，国际话费百万元人民币的绝不是一个两个。
既然中国的国际电话费这么高，为什么精明的外国老板还肯来打呢，而且来华投资的
海外资本还在不断增加。大批的外资企业一边说话费贵，一边继续申请线路，任自己的话
费金额越来越高，他们为什么不“抵制”一下呢？原因只有一个，对企业来说，最关键的
问题是资金的效率，是投入产出的利益原则，当老板们认为，国际电话为企业带来的利润
远远高于话费支出的时候，他只会鼓励员工多打电话，把电话打“值”，也就是提高通信
效率，而决不会提出诸多限制。除了计算利润关系的企业之外，国家的外交、外贸等部门
出于工作的必须，也会比较多地使用国际电话，支付一定的国际话费，但平均额度（费用
/每人）相对要小一些。
以北京为例，90年代中期以前，在京的涉外单位、部门交纳的国际话费，几乎是北京
电信一半的业务收入，而那时侯，却很少听到“国际电话太贵，用不起”的意见，为什么
呢，打着电话的人们认为“物有所值”，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国际电话”还是“与我
无关”的东西。就象只有农民才会关心化肥的价格一样，只有国际电话的用户才会关注它
的资费，相对狭窄的用户群和用户群的性质，以及前面谈到的资金流向问题，决定了中国
国际通信的高资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项合理而有利的资费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从提高国家资费中获得的外汇收入，又通过购买通信技术
回到了发达国家，所以在总体上他们也不吃亏。比如美国既是国际通信结算中最大的逆差
国，同时也是国际通信设备贸易中最大的顺差国，其出口几乎占全球的1/5。
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价格是必然要随价值曲线的变化而上下浮动的，任何一
种资费都不是越低越好，过分偏离成本价值导致的往往是市场的紊乱甚至崩溃。
制定电信资费的关键是合理兼顾各个经济体的利益：要为国家建设先进的信息基础设
施，要保证企业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发展再投入，还要面向整体客户群，在这3个基
础之上寻找最佳价格点。对于全球一网的电信行业来说，资费，尤其是国际资费更要受到
国际国内客观环境的影响，为更好地适应客观条件，资费调整是各国在通信发展过程中都
在采用的必要手段。
不过短短几年间，中国通信事业的外部环境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国内消费市场方面
，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外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
国际通信的需求量也随之日益增长，除外交、外经贸、外资、国外来华人士这些“老客户
”外，又新增了不少普通用户，其中留学人员、外派人员的国内亲友大约就有数百万人，
旅游、投资等行业也在向海外发展，还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讨、信息咨询方面的业务──
国际通信已经拥、有了一个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用户群，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以往客户集中
、费用分布更为集中的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国际环境方面，由于少数发达国家
长期承担国际通信贸易逆差，而且逐年增长，如果任其发展将不堪重荷，也不符合利益原
则，于是发达国家急于扭转目前的逆差形势，要求修改分摊格式，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的
谈判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电信市场，降低国际资费；同时全球通信网的发展和运营商共同
的利益也在呼吁更为合理的会计汇率体系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原先国际资费分
摊格局中最大的受益国之一，中国已经不能期望长期依靠这一收益。从这两点考虑出发，
我国的国际通信资费进行了大幅度下调。在由1999年3月1日起执行的我国电信新资费中，
国际电话资费的下降幅度接近50%，这是历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资费调整。调整以后的价
格最高为人民币15元/每分钟。
按调整以后的价格计算，仅北京电信的业务减收就将达到4-5亿元，在京的数千家涉外
机构、外资公司是这一调整的最大受益者，通信支出由七位数（百万）减到六位数的恐怕
不在少数，难怪外国老板们要笑逐颜开呢。而对于一百多万的京城住宅电话用户来说，会
有一小部分人减少了话费支出，认为调价确实划算，另外的大部分用户则连国内长途一年
也未见得能打上两次，更不要说国际电话了，“国际资费大幅下调”的消息也只不过是在
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而已──电话费便宜了，老百姓也打得起国际电话了，虽然我暂
时还没什么地方可打。
应该承认，国际话费的下调是全球通信网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更应当客观地研究话
费下调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透过眼前的利益或损失，看到根本乃至将来的利弊得失，力
求使部分不利因素向着最终有利于国家、企业、消费者三方的方向转化。
长期以来，我国执行的是“高初装费、低月租费、低计次费（对本地电话而言）”的
整体资费政策，这是由电信网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我国电信网的规模虽然已进入世界前列
，但计算人均量依然属于低水平，网络仍处于建设投入的初期。电信作为世界公认的投入
产出周期较长的基础行业，必然有一个大规模初期投入的过程，在这期间减少投资或期望
盈利都不现实。我国实行的初装费政策保证了一部分建设投资，但过低的计次费则无法填
补另外的资金缺口，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电信的早期都会遇到此类问题，国际通行的做法
就是提高国际话费，以这部分的收益来弥补住宅电话低资费所造成的亏损，也就是电信行
业内部所说的“国际补国内，国内补本地”。这一做法既能够为发展有效地积聚资金，又
在尽量地维护住宅用户的普遍利益，因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在使用。ITU
的数字表明，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业务收入平均达到了电信总收入的36%，可见其对
这部分收入的依赖性。
此次国际资费的下调，将对我国电信收入约1/3的份额产生重大影响，它对于整个行
业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将与初装费的调整共同改变电信的整体价格和投资结构。
未来的几年中，电信业内“国际补国内，国内补本地”的资金流将减小甚至消失，网络
建设的资金来源有待开发新的渠道。在新的价格体系中，本地网如长期低于成本运行必将
导致新的投资困难，产生新的供需矛盾，减缓全网的建设速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要
使用价格杠杆进行再调节，或者进行其他方法的探索。
对照实物贸易体系，我们发现国际通信资费事实上可以理解为信息贸易领域的一种关
税形式，高资费（关税）是贸易壁垒，抑制话务呼出、鼓励呼入，增加外汇收入（分摊顺
差）；低资费（关税）是市场放开，鼓励话务呼出、抑制呼入，增加外汇支付（分摊逆差
）。我们今天的调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放开电信服务市场的脚步，这正是发达国家在关贸
谈判中屡屡发难的所在，也是我们进入全球贸易圈所必须迈出的一步，只是在“必须”之
中含有一些“不得不”的意味。谁都承认，信息贸易、服务贸易无疑是下个世纪国际贸易
领域的业务增长点，中国必须制定开放的时间表，但我们自身薄弱的力量真的还需要一些
时间来加强，电信如此，金融如此，实物贸易中的汽车业、电子业亦如此……
总而言之，首先，国际资费的下调的的确确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电信在发展，自然应
当担负普遍服务的义务，也就是让更多的用户能够使用，但这里的“用户”首先应当是有
需求的用户，就象上文提到过的例子：化肥再便宜对城区居民也没有什么直接意义。其次
，国际通信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中的特殊环节，与普通的实物贸易有着相反的资金流向，
对我国而言，多年来由国际话费摊分而获得的收入是一项重要的外汇资金来源，在发展建
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三，国际话费的大幅下调使得话务量大的用户受益最多，基本
是外资企业、外交外贸部门、涉外机构大幅度地减少了通信开支，有一小部分的住宅用户
节省了小的支出；同时我国叫出业务最集中的运营商（如美国、日本等几家公司）大幅度
减少了对华摊分逆差。
综合国际国内的业内与业外环境，现在是我们降低国际资费的一个合理时机，希望这
次调整能够推动整个电信资费结构的成本化，从而最终实现国家、企业、消费者的三方受
益。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上海网易：sh.netease.com
********重要文章请选“转信”********
********回答问题请同时回信 ********
※ 来源:．Netease BBS bbs.netease.com．[FROM: 202.101.191.1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