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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elet(特懒) 整理人: becky_lang(2002-09-01 22:01:57), 站内信件 |
| 收集邮票，如烟，如梦，缭绕我的一生......
我从11岁开始集邮，至今不觉已有48年。往事历历在目。 我的漫长的集邮经历，绝对不是标准集邮家的经历。一直以来，是非常的平凡，非常的业余，犹如在万里长江中流淌着的一滴水珠。没有闪光，没有辉煌，有的是一颗痴情的心，无悔，无恨。 少年时代，完全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集邮的。经常观看父亲在脸盘用温水泡洗信封剪下来的信销票（大多是从银行的联行封剪下，挂号邮资特别多。），用吸水纸吸干。晾干后的邮票，或者进入他的收藏，或者把同一品种整齐的堆叠起来，上下侧用马粪纸衬垫，用缝衣线捆扎起来，整齐排放在纸盒内。集中清洗的邮票很多，一弄就是几个钟头。有时，哥哥和我帮忙干点杂活，诸如换水、运输等。看见我们兄弟感兴趣，便把一些缺角、洗薄的邮票送给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邮票。“开国大典”、“五星红旗”、“毕加索和平鸽”、“英王肖像”......令我眼界为之一亮，我心里砰砰直跳。世界之大，尽在方寸之中。这样获得的邮票越来越多，邮票夹在书缝里，书也开始膨胀变厚。也许是遗传的原因，我马上对集邮产生浓厚的兴趣。 慢慢地，父亲让我欣赏他的邮票收藏。自然，我们对使自己感官得到满足的邮票感兴趣，谁不喜欢美？在那个年代之前，彩色套印的邮票极少，大多是用单色雕刻版印制。我对成套千篇一律图象、只是颜色不一样的邮票，诸如各个版别的“孙中山像“套票、马来亚各州酋长肖像邮票不感兴趣；对当时发行的纪特邮票、苏联东欧、英联邦的风景邮票感兴趣。我第一次购买收集的邮票是在邮商那里展示的圣马利诺短套票；我的第一本正式邮票册，是哥哥为我造的简易插票本，他够本事的。 记得在五十年代，广州还有不少邮商。据我所知，最出名的是文德路的何君侠，在文德路13中学门口的另一个邮商，人们称为“肥佬”。加上这条路本身就是文化街，因此，那里是广州最大的邮票交换中心。到了周末，那里是人头踊踊。那时，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交换，以钞票买卖的极少。另外，有西关的“和平邮票社”、“昌华邮票社”、新星电影院对面的出售邮票挡，还有分布在西湖路、中山路楼房底层楼梯的临时邮商摊位。这些都是我后来经常光顾的地方。更为甚者，后来我甚至为他们的一些店铺看管过铺面（当他们忙碌其他事情的时候），当义务店员。有一个邮商，小桌子作“店铺”，前面醒目的挂着一副对联：“买卖随君便 集邮增知识”。 真正对外国邮票感兴趣，开始于我参加了日本“太田集邮会”。当时《集邮》杂志登有邮票交换广告，我注意到一则广告，只要寄50张信销票到日本指定的地址，将会成为日本”太田集邮会“的会员，集邮会不断的发出含有5个会员通信地址的传递卡，一个接一个传递，这样，每一次传递过程，你将会认识4个新邮友。后来集邮杂志披露，“太田集邮会”是骗人的组织。不过，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不断地收到发来的传递信件。当时我正上初中，不懂英语，申请书信是请邻居的一位有学问的吴先生代写的，以后通信交换的书信是按老先生提供的标准格式套用，现在回想起来算是邮票交换英文书信“八股文”吧，即：Dear XXX, I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stamps,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I have enveloped some of chinese stamps for you。最后是问候语和签名，虽然没有学过英语，但不难应付。通过交换，我的外国邮票开始丰富。当时，国际邮资费用一直维持在平信22分、航空52分的档次。通过和国外的交换，我确切感觉到，在“集邮”的旗帜下，世界人民是多么的友好。 收藏任何东西都得讲究一个价值观，这点于我来说，是慢慢形成的观念。这首先是从邮商朋友中学来的，从交换市场中学来的。但是，那个年代并不讲价值观。系统了解价值观是从英国《Gibbons英国、英联邦邮票年鉴》开始的。虽然父亲有两本外国邮票年鉴：1940年的Gibbons和1942年的Scott，因为太旧，难得去翻。有一次，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在香港、非集邮者）许诺送给一些小礼物，父亲希望他带一本英国《Gibbons英国、英联邦邮票年鉴》来。当我看见这本书的时候，如获珍宝，尽管未学过英语，但借助于字典和求教，基本能看懂书中的内容，什麽新票、旧票的标价为英镑的价值；邮票的水印区分版别；邮票齿孔的标出、定义和测量；变体票的图示说明。但是印象最深的是英属地菲济（Fiji）群岛普票全套中的6便士地图票缺180度标志、5便士的兰甘蔗（应是绿甘蔗）和1.5便士的“无人船”（一只独木舟上漏印了人）。这个时候，我产生一个冥想，就是以毕生的精力全部收集齐全英国及其属地的邮票（异想天开）。我确确实实开始我的英属邮票的收集，其范围涉及五个州和许许多多的岛屿。我觉得我具有劣势和优势：劣势是我作为中学生，囊中羞涩，买不起贵重的邮品；优势是（至少我自以为是）我比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强，可以交换到有价值的邮品。我开始把我以往收集的外国邮票以及中国邮票中的复品换成英属邮票，而且越来越丰富。我把它们安置在贴票本，以传统集邮的方式以年鉴的顺序排序。收集英属邮票，使我超前学会了很多英语词汇和语法，也丰富了我的地理知识。 集邮的同时，还收集火柴商标。当时，广州有收集火柴商标的极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是随着私营火柴制造公司的倒闭、合并和公私合营，大量库存废弃的旧火柴商标出现在童玩品市场，品种很多，一分钱厚厚一扎，其中不乏珍品。有巧明、东山、中国、民兴、吉祥、益华等老厂家的。我经常在广州走偏僻的小巷搜索，用零花钱购买了不少旧火柴商标，并对外按集邮杂志的邮友广告建立交换关系。与之建立密切交换关系的许多著名的集邮家，如天津的集邮家王黎青先生、杭州的集邮家钟韵玉先生和兰州的集邮家宋子明先生，他们都乐意从我这里获得比较稀有的火花。因此，可以轻易得到许多套标，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套苏联的抽象乐队的套标。我还和广州收集火花的陈光先生和李钰先生合办了广州第一份收集火柴商标的油印小报《火花》。上大学后，火花的收集完全没有长进。随着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焚烧，在也没有兴起重新收集火花的意念，除了后来我的女儿萌生收藏的爱好时陪她选购一些套标。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政治背景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对文化的摧残，是打着“扫四旧”，彻底清除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开始的，那是“红色恐怖”的年代。集邮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追求，各种集邮收藏品则是拥护“封资修”的罪证。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发禁令，到处砸“四旧”，到处抄家。文化古迹无一幸免，民间的收藏则一片风声鹤泪。放在家里的家庭集邮收藏品，除1949年以后发行的邮票外，主要是清代（包括红印花）、民国和英联邦的邮票、实寄封片。陷身于红色恐怖的妈妈请示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如何处置邮票。马上要被划为“牛鬼”的父亲自身难保，告知酌情处理。担惊受怕的妈妈和妹妹一起，最终将除解放后的新邮票外的一切送进了火炬，包括全部从创刊号开始的全套《集邮》杂志、Scott和Gibbons邮票年鉴、火柴商标、解放前的邮学杂志。事后，父亲和我都很理解妈妈的作为，但也陷入无尽的悲哀之中，毕竟这是我父亲毕生的心血啊！ 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工作，和父亲不断保持通信，无话不谈。也许是“贼心未改”吧，我们都经常选用一些非普通邮票，内地邮票不易买到，父亲经常寄一些新发行的文革票和编号票给我，供寄信使用。大概是父亲对收藏之嗜好特别情有独钟吧，不准集邮，它就收集起糖纸来，回家探亲一看，还洋洋几大本呢，他给了我许多复品，带回重庆。陪父亲上街散步，看见路上有废弃的糖纸，他总要弯身去检，兴许有缺的品种，我担心在大街上这样不雅，他瞪我一眼，说：“怕什么！又没有偷，没有抢！”。 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于家庭的集邮迎来萌动，爸爸已经退休几年，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未遭火炬焚烧、余劫逃生的邮票，重新添置补充邮票。但不到两年，父亲因心肌梗塞去世。 1979年，我从内地回广州母校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接管了父亲的邮集，从以前的父子双干变成单干。在老同学（小学）老邮友梁卓智先生的介绍下，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参加广州集邮学会的活动，重聚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孜孜求教，受益非浅。其中有集邮老前辈张文光，封片收集专家关家麒、刘伟Xin(焱+木)、集邮家兼画家黄伟强等。从这时开始，确立自己的收集的专题方向是“电气通信”和“双文戳”。因为我是学通信、干一辈子通信工作的，“电气通信telecommunications”这专题对我有特别意义。另外一个专题是“双文戳”，即带有少数民族文字的邮政戳记。说到选择“双文戳”，完全是偶然的缘因。我和澳大利亚佩思(Perth)一个专集华邮的A.W.Creaser先生通信交换邮票，他的要求清单当中，有一项是双文戳。为了满足Creaser先生的要求，我开始对这生疏的专题关注，请教邮学家刘伟Xin(焱+木)先生，也阅读、研究Creaser先生寄来的伦敦中国邮学会（China Philatelic Society of London）会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ately中关于中国双文戳的文章，开始了为邮友收藏的搜集。久而久之，我问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较之外国人有更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涉足这个专题呢？后来，我和刘先生联名，在新加坡的牛车水集邮会会刊《狮城邮苑》1983年第5期发表了介绍中国现用双文戳的综述文章；和Creaser先生联名在伦敦中国邮学会会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ately上发表了数篇介绍中国双文戳的文章。我的邮友也开始扩大到各少数民族地区。 另外，除49年后中国正式邮票的全部外，我还以传统集邮的方式收集中国邮票首日实寄封、邮资明信片、邮资封、双文戳，邮资已付戳、美国邮票和澳大利亚邮票和邮资封。我并不是中国集邮协会的正式会员，虽然曾经是广州集邮学会的成员，返回重庆工作后，张文光先生写信给重庆集邮协会的陈义fang（日+方）先生（刚好是我岳父的老朋友、老同事）推荐转会，但一直没有去履行手续。工作忙是主要原因。现在在深圳市，同样也没有真正参加邮协活动（只去过一次，没有再继续）。只是有时逛一下邮市，选购一些自己喜爱的品种，或者函购。 工作忙碌，经常把集邮之事放在一边，但我一直以为，集邮是我毕生的最大爱好。我盼望到退休的那天开始，可以把100％的时间放在这个爱好上。那个时候，愿晚霞的阳光灿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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