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hard_rock(蛮子)
整理人: donimo(2001-08-07 04:41:2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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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文化
－－李皖
引子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摇滚乐。这种音乐大约是到了10年以后，即改革开放取得初步进展的80年代后期，才开始从少数人的口耳相传进入到多数人的文化流通渠道。更早时候，比如在文革时期，尽管官方的文化统治异常严酷，仍然有知青歌曲广为传唱。那时候，口琴、竹笛、手风琴、二胡的普及率是相当惊人的，虽然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这些东西基本上不被看重和传授，广大青年中却充满了能工巧匠。靠自学和宣传队的熏陶，更多的仅仅靠自学，他们多数人掌握了一门乐器；而对唱歌的爱好，也远远盛过今日的人们。那时候的唱歌是什么呢？终日在田野苦作，夜晚，城市的青年有机会啸聚于村头、河边、谷堆、麦场；到后来，返城的和私自返城的下乡知青，没什么工作，或者有工作但没什么奔忙，他们在街头晃荡、在空旷无人的冬日和同样空旷无人的旧日城市闲散，在一到天黑便家家户户自闭屋门、大街上如风吹过干净的夜晚成群掠过，而歌声就在这时候响起来。它们有时候是既往几十年里的革命歌曲，有时是以此为基础的改了词儿的知青小调、黄色小调，有时是虽被禁止但依然流传的中外民歌，有时是曾经流行但经文化的革命一冲被认为是封资修黑货的诸多苏俄歌曲和中国爱情歌曲。他们唱这些歌，从中得到了乐趣；他们唱这些歌，驱遣生活的无聊；他们唱这些歌，间接感受到自己；他们唱这些歌，以此发散着青春的冲动、苦闷与寂寞无依。
唱歌，这是当时很大一批青年的娱乐，而中国摇流乐便从这样一条生活之河中飘流而来。回乡知青渐渐步入岗位，文革硝烟散去，国家百废待兴，人们开始向世俗生活遥望，而生活还很闲散。此时，又有一岔孩子出生了。他们也长到了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出头，他们没下过乡或者大些的踩上了下乡的尾巴，他们进了工厂、大学或者待业闲逛，他们在文工团里吹吹打打或者对此行略有所知，他们生活里也发生了一种小小的乐趣——聚在一起揸揸琴、唱唱歌、喝喝酒、吹吹牛。此时已是70年代的尾声，社会风景正暗暗转换，但他们茫然不知，谁也不知道历史会偶然落下一些灰尘，飘到他们身上。他们跟前面的回乡大哥一样，手把琴弦，随意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有一点稍稍不同的是，新的、当代的外国歌声进来了，他们有点激动地发现：那是一种新的音组织，一种听起来特别有劲的音乐，一种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发出来的东西。
野生状态
小时候我几乎不清楚家里人都在干什么。我爸整天早出晚归，他除了是我爸还做什么，我不知道。有一次为这个我去了我爸单位一趟。发现他呆在一个机关里，是一个干部。回来以后我还是不清楚：我爸是个干部，但干部到底是干什么的？
后来我又一次去了我妈单位一趟，她是个工人，在机器旁边摆弄瓶子什么的，她的工作还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当一个工人或者当一个干部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楚
摘自《中国百老汇》九七年8月号 撰文胡月
中国摇滚乐最初的人群，就是这时出现的。他们是野生的，他们不为什么而存在，不为什么而作音乐。音乐就是喜欢，一种他们心向往之的生活。他们最初没有想到作音乐，只是觉得这东西（外国摇滚乐）神，喜欢唱它，喜欢弹它。他们把零星从外国亲戚那儿得来的唱片传来传去，在一起交流学琴的体会，在一起翻唱其中的一些歌。更早时候，他们听的是正规渠道的流行一时的歌曲，和非正规渠道进来的港台流行歌曲。这后一种歌曲让他们觉得倍儿真，倍儿亲切，没什么道理，是怎么就怎么，有什么说什么，不是先用大道理架着，净说些大话、官话，反正是跟自己无关的东西。邓丽君那种俗世的情感，中国当时的歌曲里是没有的，一些新创作的歌，尽管得到老百姓的喜爱，但依然是写一种集体的事业，集体的追求，写“我们”，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青的朋友来相会》之类。邓丽君不唱我们，而唱我，不唱什么事业，而唱恋爱呵、失恋呵这些东西——有贴心的的感觉，就是切身的、生活中的、自己有时也有的那些感受。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喜欢唱流行歌曲了。联欢会的时候，闲坐的时候，乘凉的时候，逗姑娘的时候，拿一把吉它唱上两声，往往会让同龄人眼里露出钦慕之色。
大约是1984年，北京听歌弹琴的人开始传听披头士。此后又有朝阳电子乐队、肯尼·罗杰斯、迈克尔·杰克逊、鲍勃·迪伦、罗大佑、李宗盛、齐秦等的歌曲在圈子里交流，这些东西给人更真切、更强烈、音乐技术上更富挑战的印象。那些弹琴弹得好的、歌技压了一般人的民间音乐人才，此时已大多有所往来，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链接的圈子，张认识李、李认识王、王认识赵、赵认识钱……他们松散地、半松散地或有一搭没一搭地，切磋、交流、相互引介，在一起比歌、凑乐。这时候还没有想到创作什么的，就是在一起玩自己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当然，是磁带上、唱片上或者电影里别人作的那些歌。
他们想到要出唱片了吗？还没有，他们想到要写自己的歌了吗？还没有。他们感到自己在从事艺术吗？还没有。但环境慢慢地给了机会，而弹唱别人的过程中，也慢慢有了更高的感觉，更高的冲动。他们可以在更多人的地方演唱了，他们可以开Party了，他们可以录唱片了，他们可以走穴赚钱了。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人物。
高旗 当时的一个中学生，上初二开始弹吉它，当时就是瞎玩，上高二时也是瞎玩。1985年“奥琪吉它大奖赛”，当时他挺喜欢披头士，比赛时看见曹平、曹钧哥儿俩戴个墨镜唱披头士的歌，特惊异，以前他认为这种歌只能在录音带里才有，现在居然有人能唱出来。然后就跟他们聊，一来两去熟了，向他们借了好多磁带。
1987年，高旗组了个乐队，都是天天在一块特别好的哥们儿。那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瞎玩，天天都特高兴，经常在一起喝酒，琴弹得也不怎么样，只是觉得自己是搞摇滚的，说起来挺自豪。
1990年，高旗和他们的呼吸乐队有了第一场公开的、面对北京观众的演出，演出后有一个采访：
“最初搞摇滚乐是怎么回事？”
“大家在一起拿上几个音箱，玩，真高兴，喝啤酒，有女孩儿陪着，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根本不是搞音乐。”
“开始都是这样的吗？”
“很自然，先追求这种表面的刺激。再往下走，就取决于你的音乐才华和悟性，如果脑子里想的事情不仅仅是抽烟喝酒玩闹，你就会不断追求，不断练琴，这样你的境界就会不一样。”
侯牧人 侯牧人属于摇滚队伍中最年长的。小时候学钢琴，教师是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的，拿他当“国宝”，认为他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师。文革开始后，学琴就断了，后来插队到了吉林省。一起插队的带了把小提琴，侯就开始拉小提琴，还有人带了手风琴、口琴、笛子，于是一起玩音乐，玩《外国名歌200首》，当时是禁歌，但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放开唱，差不多从头到尾学会了。虽然特别苦，但是心里舒服。在农村呆了几年，知识青年开始自找出路，侯牧人到了歌舞团。团里有个打木琴的，有一次没事，拿起圆号吹了一段，后来知道那叫爵士，侯一听这音乐太棒了。“这么多年了，我一想起来还是特别激动，真像在我心里，埋下了什么东西。”
到中央歌舞团以后，偶尔有些演出，后来，那种演出老百姓不爱看了，侯就没什么事干了。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改变了侯的人生道路。1981年10月，中国在亚太区足球赛中赢了科威特，比赛一结束，全体观众杀奔天安门，音乐学院出了一辆三轮车，上面有洋鼓洋号，在广场里不停地绕，认识不认识的人，见面就拥抱，大伙一起唱歌，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热血沸腾。那天，侯牧人下了一个决心，要写歌，要写那种气氛下老百姓可以一呼百应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侯牧人从此开始找，找了音乐界的人士，找了历史上的音乐，找了中国民歌，搞男声四重唱，后来得出结论，必须自己写，不能改编。从此，他专心创作能代表平民的作品，写出《我爱你中国》、《兄弟》等一批充满了土腔的、有着黏稠的民间情感的歌曲。
ADO乐队 80年代初，北京几位年轻人偶然听到外国磁带里一种音乐，立即被它所表现的感情强度震动，这几个曾是国家专业民乐乐团的演奏者，于是凑到一起琢磨演奏技巧，但有些音乐问题不可解。后来结识几位外国人，茅塞终于顿开，于是大伙就在一起玩，慢慢形成一个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的乐队，叫ADO。以ADO乐队为代表，北京有几十上百个青年告别家庭，告别本职工作，过自己的生活。受外国音乐和外国音乐人生活方式影响，他们拚命扒磁带、拚命练琴，全凭个人兴趣生活。没有设备，没有场地，没有演出，没有经济来源，好一些的可以从有限的演出中获得一些收入，差一些的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日子。
曹平 曹平弹吉它特别早，大概从1972年开始，那时还没人玩这，连调弦都不会。曹平原来学小提琴，就按小提琴的弦调弦。很早的学琴经历让曹平在80年代初的吉它热中比歌揸琴，技压众人。于是到他这里讨教琴艺的，拜他为师的，络绎不绝。曹平成了曹老师。而对外文的精通，又使他得以发现和传播一些外文资料。很多人从他这里学吉它，同时了解作为文化的摇滚乐的耀眼的历史、掌故、佚事。曹平一直搞那种非常民间的吉它教学，如80年代的吉它班，摇滚班之类；90年代，又开了迷笛中心摇滚学校。那些学弹琴的，后来成了玩摇滚的，而曹平也有了“摇滚传教士”之名。*
崔健 崔健是一部最完整的活的历史标本，不仅因为后来他成了这种民间野生文化中成长最卓著的一个代表；更因为：他在这种野生状态的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商业流通的录音，有据可查。
崔健原在歌舞团吹小号。8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放，港台流行音乐传入我国，一时间吸引成千上万人。崔健喜欢上了吉它，学会了弹唱。1984年，崔健和同样是乐团里的，但唱歌打鼓等却属业余性质的刘元等6人，组成了一个叫“七合板”的乐队。利用业余时间，大家聚一起找些自己的外国的和港台的歌曲，一边排练一边唱着玩。经过了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录了一张叫《七合板》的磁带。第二年，崔健有了第一盒个人专辑，全部是自己的创作，崔健在里面写了四首，但只写曲，不写词，词由当时在圈内专事填词的黄小茂包办。这张专辑是流行风格的，但民谣气息很重，与同类作品相比有更多真实感，先叫“新潮”，后叫“分手的时候”，市面上这两种版本均可见到。在此前后，崔健还出了两张翻唱欧美音乐的录音带，一张是与姜德贤、卫华合出的《外国乡村音乐》，翻唱了迈克尔·杰克逊的《Beat it》，中文填词为《忙碌》：另一张是与若干好友将美国“芝加歌”乐队的簧管摇滚乐翻唱成中文，专辑名曰《爵士》。
1986年，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契机，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因为一下子要凑出百名，很多并没成歌星、也没有多大知名度的歌手也在其中露脸。在这次面向全中国人民的演唱会中，摇滚乐（当时还不叫这名）一下子爆发开来，由此发端渐渐演化为公众文化的一部分。这次演唱会上，崔健唱了他的《一无所有》，王迪唱了根据菲尔·柯林斯《Against all odds》填上中文词的《不觉流水年长》，而另外许多作品或为外国当代歌曲的翻唱，或为北京民间音乐圈的最初创作。事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根据这次演唱会，选择一些曲目进棚录音，盒带发行全国。从那以后，这些在小范围比歌揸琴的北京民间音乐圈，与社会文化的大圈子接上了榫。随着公演、不准公演的轮番拉剧，随着《新长征路上摇滚》的问世，随着1992年文化政策的松动使北京乐队整体浮出，随着文化好事者的炒作和掺和，一种民间的野唱终于被冠上摇滚之名，成为90年代中国文化大军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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