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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钟烁君的“中国政治怪圈-浓缩三峡工程 ”
发信人: sayhigh()
整理人: (2000-07-01 12:44:16), 站内信件
钟烁君的“中国政治怪圈-浓缩三峡工程 ”绝对是这几天最好的帖子。茅于轼先
生不论,其中“樊纲同志”是我较熟悉的一位优秀启蒙型经济学家。“封杀”樊
纲!中共中央宣传部无论从学识上、还是道义上都绝对讲不通!——这样作,只
能证明中共中央宣传部是狗逼(是狗屁不通!)。(希望中共中央宣传部能看到
这个评价,我说的,我担当!) 
请拨冗阅读下文: 

主题: 中国政治怪圈-浓缩三峡工程 
作者: 钟烁 (itpc1.ntu.edu.sg) 日期: 06-14 16:20 


送交者: 于 June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组织批判四名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李慎之、茅
于轼、樊纲和刘军宁,并不准报纸登他们的文章,在出版的书上不准挂名主编,
不准 对学生上课和讲座,要封杀这几位学者的言论自由。 

  茅于轼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儿,曾任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经济评
论杂志的主编,后来下海办私人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改革、政治决策、社会
结构 有独到和启发性的见解。 

  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朱容基改变了上届政府的政策,决定在长江黄
河中上游地区开展植树种草,加强水土保持,并且禁止砍伐自然森林。国务院这
个政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得到青少年们的大力支持,保护长江黄河
的意识正在中国青年一代中形成。但是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工作,进
展并不顺 利,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投资。 

  茅于轼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在国务院作出这个决定的十年之前,就大声疾呼
,要注重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当时茅于轼就建议,用建设三峡工程
的资 金,去搞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我算了一下,可摊到每平方米十到
二十元 钱。这就很可观了。栽树见效快,积累起来,水土、气候、用材等方面都
有好处。 
”如果国务院能在十多年前就接受这个建议,那么长江黄河的情形要比现在好许
多 ,水土流失也要减轻许多。如果要封杀茅于轼的言论,那么人民就听不到如此
好的 建议,人们就不知道,有个叫茅于轼的学者,十年以前就提出了和朱容基同
样的建 议。 

  朱容基答记者问时曾说过,下台之后,人们能说,这个总理还干过几件事,
他 就心满意足了。提倡保护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这件事,中国人肯定
不会 忘记。但是批判一个提出和他一样建议的学者,也不会被人遗忘。 

  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这本是常识,茅于轼提出这样的建议
, 本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许多学者已经不会自己思考,
只会 人云亦云。他们只会用“科学”给一些政策作“注解”,给一些利率找依据
。大跃 进时到处放卫星,亩产几十万斤粮,这也不是@!#$的凭空幻想,而是有“
科学依 据”的,据说来自一位从美国归来的最著名的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说
,XXX说的亩产万斤,我就信了。可见@!#$把放卫星而造成灾难的责任,推给
了这位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却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文章中写的是个条件
句:照射 到地球上的太阳能,如果利用到百分之三十,亩产则能达到四万斤。这
是虚拟的条 件句,太阳能的利用率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亩产也不可能四万斤
。一些公社书 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没有读过这位科学家的大作,以致后来出
现了亩产82万 4千5百25斤的新记录,让人哭笑不得。 

  当国务院决定要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开展植树种草后,学术界中救救黄河
救 救长江的呼吁声此起彼伏,引径论据,研究成果累累,确实花费了一番功夫。
最近 发现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早有见地,他在一封信中写到:“近来的水灾为
什么一 年多过一年呢?古代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
很多森林 ,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
山岭都是童 山,一遇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
上流到河里去 ,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
有关系的,多种 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植树种草,也是防御旱灾的好办
法。孙中山又说, “治本的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就可以
调和,便可以常常下 雨,旱灾便可以减少。” 

  科学家们好像没有找到孙中山上面的这段文字,或者是找到了,没有用,引
用的是孙中山的另一段文字:“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
以行 ,而又可资其水力。”当时中央“请”科学家来论证,科学家说,三峡工程
拦截长 江泥沙,可以减轻洞庭湖区的泥沙淤积,减轻洪水灾害。400名“国家
级”的甚 至“国际级”的科学家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似乎字字千钧。 

  茅于轼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不论证三峡工程寿命结束时的状况和结
果 呢?”用水库大坝来拦截泥沙,总有一天水库会被泥沙淤满,这只是治标,而
不是治本,最终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对于水库寿命的问题,那400位科学家另有回答,因为水库采取排浑蓄清
的运行方式,在洪水期,利用洪水的巨大冲力把泥沙冲出水库,水库库容就不会
减少 ,三峡水库可以永远使用。水库要拦沙,水库又要冲沙;水库要拦洪,水库
又要利 用泄洪来冲沙;大坝下游洞庭湖区的泥沙会减少,而三峡水库中的泥沙不
会增多。这样矛盾百出的工程论证,并不会因为有400名科学家的签字,而自
动就有了“ 
科学”的特征。 

  茅于轼提出了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几百名专家对工程要负什么责任呢?”
回 答是没有具体规定。茅于轼接着写到:“没有规定要负什么责任。在谁都不负
责任的情况下,作出论证并根据这个论证来作决策,真是太危险了。” 

  当年马寅初先生也只不过说了一个最普通的科学常识,人口增长是按指数曲
线 增长。“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写文章批判马寅
初先 生的,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有的是马寅初的朋友,
有的是 同行,有的是学生,都是懂得这个科学常识的人,他们的文章也都签上了
名,最后 他们也不要负任何责任,连点惭愧也没有。这是群体对个人的批判,群
体责任。三 峡工程论证和决策,是群体论证,是群体决策,参加论证的专家40
0多人,参加 具体工作的几千人,参加审查报告的专家一百多人(本人也参加了
大部分论证), 国务院部长十几人,国务院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几 千名代表,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委员,政
治局委员,政治局常 委,主席,副主席,人数超过一万,谁也不要负责任。 

  茅于轼就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决策问题。为
什 
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基本建设上一直是超规模
、 
效益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决策者用的是国家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而这类
决 
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关心效益,最后导致错误决策。其实这也是最简单不过的
事 
,现在国外的中国人回国探亲,给人的印象就是小气、“扣”、土气,用国内人
的 
话说,“还挺艰苦朴素”的——从国外回来的人,穿得衣服土气,送礼请客小气
。 
倒是国内的朋友亲戚大方阔气,请吃饭的多,质量高,而且请客吃饭都是采用“
开 
票”的形式,从不付现钱。原来请客吃饭,全是花的国家的钱,花国家的钱,花
得 
就大方,花得就慷慨,花自己的钱,就要精打细算。茅于轼推崇私有化,原因就
在 
此。 

  有人以为中国缺人才,缺科技人才。笔者以为,更缺乏的,是中国科学技术
人 员的脊梁骨。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无非是说了真话。夹着尾巴做人
,是 不能够说真话的,要有脊梁骨,站着,才能说真话。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用自
己脑袋 去想问题的本能,这和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但和中国的政策更有关系。
《生死在 上海》一书的作者郑念,对她所认识的知识分子作了一个简略的统计,
从1949 年来,除了搞两弹一箭的科学家外,其他的科技人员都在一次或数次
运动中受到冲 击和批判。 

  当知识分子失去了脊梁骨后,也就成为附在统治集团上的毛。这种冲击和批
判 的程度是如此强烈,以至知识分子宁愿放弃对科学的追求,而迎合谬误,中国
传统 的市民阶层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思想在知识分子阶层如此广泛被接受,而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则荡然无存。和领导握一下手,便油然升起“士为
知己者死”的感觉;和领导合个影,那张照片一定要挂在原来挂祖宗牌坊的地方
;随 着政治局势的变化,照片上的主角也不断地变化。中国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
,在海 湾战争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万万建
不得的, 因为安全没有保障,当他得知触犯龙颜后,就赶到三峡工地,表态坚决
支持,连说 个“地球还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勇气也没有了。 

  面对中共宣传部门的批判,茅于轼毫不怯懦,表示欢迎中共宣传部门的批判
,但希望言论要公正和自由。茅于轼认为,封杀只在中共宣传部门控制的范围内
有效 ,在体制之外就完全无效。他说,现在言论是市场取向,不是封杀得了的。
我说我 所想的,我说我想说的。中国历来政治运动,都用知识分子来祭旗。@!#
$说,七、八年来一回。过个几年时间,就要给知识分子敲敲警钟,否则又要翘起
尾巴来了。 
被用来祭旗的学者,其结局都是十分悲惨的,这回就看茅于轼等人了。 

  中国科技界总以为,批判茅于轼,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是因为他的观点是错
误 的,和我没有关系。正是批判茅于轼,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和你我都有关系。
今天 剥夺茅于轼的言论自由,明天可以同样剥夺你我的言论自由。文化大革命初
,批判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彭真不予保护,后来批到他自己头上;一开始批判彭
真,中央 的@!#$邓小平也不予保护,最后棍子落到刘邓自己头上。如果当初批吴
晗,刘邓彭等人都对@!#$说“不”,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吗?保护别人的言论自
由,就是 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那么,今天宣传部门组织对李慎之、茅于轼等四
人的批判,中国人又怎么反应的呢?中国总要有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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