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hitesnake(maya)
整理人: kgb(2001-04-01 20:45:5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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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朋克音乐的出现，摇滚不再担任救世主的角色。鲍勃.迪伦、约翰.列侬令人可敬的使命感并没有唤醒沦亡的一代，相反，拯救世界的愿望成了少数真正觉醒的人的精神重负。人，是被同类阴暗地、无形地谋杀的，当一种彻底的声音冲出地平线，人类固有的文明或怀旧或死守着戒律，成为生命力量的障碍。摇滚，透过自身的创伤极端地走向真实的崩溃。事实上，它并没有掀起过令人恐惧的破坏运动，它是一种寻求心灵激荡的形式。今天，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走向了死亡终结，唯有摇滚像一名孤独的斗士实现着生命反抗的牺牲。更确切地说，摇滚为20世纪的文明敲响了长钟。在The Wall里，我们听到了活着的和死去的生命在对话，历史永远冲破不了文明的废墟，一座无形的墙割裂了事物自由的流动和联系。摇滚可能是一种悲观的挣扎，但它充满了活力，它是连接21世纪文明的火种。火种，必须具备绝对纯粹的奉献精神。摇滚的确拥有这样的理想和冲动，不仅如此，面对征服的虚空，摇滚在自身的发展中产生了空前的自杀情结，这样的情结在更大的范围里俨然是默默存在的世纪末情结。全球性的物质追求使人丧失了道德勇气和独立人格。也许，人类过于现实的精神努力在一次次失败中，找到了一条可以替代的道路。生存，蜕化为功利性的利益关系，于是享乐主义更加赤裸裸地为自己铺路开道，即使是文化探寻，也充满了暴发户似的急功近利和权力陶醉。在一片喧嚣的利己的自我欺骗的背后，很少有人真实地感觉灵魂在受难在流血。当一个群体用后现代的消解和实质上很狭隘的智慧，去消解最后的心灵空间，世纪末的钟声已经悄然地敲响，那悲壮的声音并不出现于忙乱、浮躁的人群中，而回荡于被遗弃的精神之上。
一个失去悲愤能力的时代，只有对语言符号情不自禁地梦魇。面对现代精神的衰落，大多数人采取了符合现代意味的逃避。事实上，很有市场的后现代主义引进实质是高智商的逃避。活下去的理由似乎变得丰实而精确，却没有勇气直面最为简单的现实：文明发展到头需要摧毁性的危机感。现代社会并不恐惧迷惘，恐惧的是失却童稚与梦想的迷惘，因为一旦如此，精神活动就衍化为物质的冲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存在着削平深度的另一面，那么就是以解放、自由为表象特征的反叛文化。它最大的代表便是摇滚，这种宣判传统死亡的艺术以积极的姿态，走出了书斋和复杂的文本解析，摇滚在摧毁的同时也强调“狂欢”的力量。事实上，摇滚早已变得无边无际，它深入到大众的内心中去了。无论这种深入人心是否有可能伤害与歪曲摇滚本身，也无需去证明它的情绪的非理性。摇滚，正具备着输送新鲜血液的品质与功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忽视它的存在是对后现代主义本质意义上的误解。
如果说60年代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是后现代主义的肇始，那么，后现代主义毁灭性的焦虑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摇滚精神里，安迪.沃霍尔像机器一样作画，并没有丧失人的内涵。它是一种极端的无意义状态的体验。对权威的反抗，必然寻找另一方的支持。于是波普艺术包括摇滚乐以大众为后盾进行艺术乃至灵魂的反抗。安迪.沃霍尔的朋友卢.里德在摇滚领域里进行了冷漠的实验，这被一般人视作“死亡游戏”的音乐，大胆地分解了和弦与调，这种把绝望与激情融于一体的生命状态，让人更具体、更感性地领悟到世界的荒诞。不断地挑战、不断地否定可能是任何文化上的“主义”的原动力。所以拘泥于后现代主义的限定有损于人最根本的精神力量。
摇滚表现了极度痛苦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它求真的心灵冲动最大限度地使人在孤独氛围下得到泻泄，摇滚本身的一次又一次反动，又使人认清了它对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也许，摇滚反英雄主义的色彩最终被不断的自我膨胀与迷恋混淆了。“大门”乐队在吉姆.莫里森的恐惧体验中宣告了西方文明悲剧化的崩溃。“滚石”乐队的嘲讽却在时间的消磨下终于变为献给自己的感伤。摇滚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自救的瞬时冲动。所以，摇滚乐手注定了充任 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人物。今天，很多人都看 到了“披头士”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等人正蜕变为以前自己竭力反对的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一旦成为权威，就难以对自身的价值进行怀疑。生命力的衰退意味着反抗的风景开始柔和。这里包含着对现代 大众文化的误会。摇滚乐面向大众并不等同于大众文化。真正的大众文化只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它具有物质的对应。当然不排斥摇滚队伍里大量伪摇滚的出现。生命内容是不能消费的，在缺乏理想主义激情的娱乐情调里，人不自觉地进入了病态的柔情世界。玛丽亚.凯瑞、恩雅包括以自为忧郁而深刻的斯汀不幸地自沦为物质生活的点缀品，客观上，精神上的病态远没有物质化的病态来得危险，因为后者直接埋葬了人可爱的天性，20世纪末西方社会里某些流行的因素为商业垒起了金字塔，却为精神落空围起了天然的坟墓。
60年代摇滚出色的声音是在对抗的势态下产生的，今天这种对抗的压力已不复存在。无根的人群同时也是放弃希望的一代，他们只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努力，以至于生命萎缩得和金钱一样空洞而乏味。很显然，大众文化早已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势力，它无情地抛弃违背商业趣味和商业准则的艺术。于是，有种种理由与可能使今天的人活得不再纯粹，来自理想以外的诱惑几乎颠覆了本真的人的存在。摇滚，在世界各地已越来越少地保持着它的初始愿望，大规模地获取机会取代了直接的精神追求。从很大程度上看，摇滚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反对偶像与靠近明星制度的矛盾。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摇滚在实现理想过程中的不彻底性。严格地说，摇滚在大多数时间里不是一种目的，它是一种情绪，一种反抗现状乃至上升到反抗命运的纯粹的情绪冲动。在中国，摇滚发生了本质转变，绝大多数从事摇滚的人恪守唯一的信仰：改变生活的环境，他们不是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而是和商业市场对话。这是一个怪体，很象温室里的仙人掌。也许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对生命的态度，过度无聊与盲目错失了人生最根本的真诚。并且以似真实假的对立形象出现在作品中。摇滚走向成熟或者说达到新的高度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实在运行得太缓慢甚至根本不在运行。因为早期崔健等人的凝聚力量的作用已不复存在。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问题。确实，很多发自内心热爱摇滚并以此为理想的人在迷惘的世界里寻找着出路。个体的孤独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凝聚在一起，生命的、文化的形态就会生气勃勃。
60年代西方激进的社会批判精神体现在大规模的集体信仰上。事过境迁，这股凝聚的力量已分散、瓦解。从表面看，多元的文化景观给社会带来了合理性，但是彻底的思想混乱或者真实混乱成为这一代年轻人无所依傍的根源。摇滚音乐的现实价值是它的现场演出。所有的距离感在短暂的交流中消失。无论是孤独还是痛苦，都被强有力的外倾引向生命终极意义上的愉悦与超脱。1994年的伍德斯托克造成了这样的后果：长期的内心克制状态进入了公园式的放任，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人们怀着过节的心情体会了一下自由，这就是高度物质享受所带来的后果。摇滚发展到90年代已经成为封闭的个人精神与开放的社会力量的抗衡，真实的摇滚形成不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只能以呐喊、绝望的方式进入到封闭的状态。这种反差有时是模糊的。当代世界似乎没有人会去拒绝社会的承认，但致命的打击往往来自这两难的境地。柯特.考本的死证明了这一事实。这位世纪末彻底的英雄有一种被世界欺骗的感觉，他天真、纯洁的梦幻被无情的现实打破了。柯特.考本最终发现他音乐里极端的咆哮是脆弱的。脆弱往往和纯真联系在一起，一个试图坚守纯真领地的人很容易被世俗世界所伤害。所以，缺少自然天性的坚强很值得怀疑。说得绝对一些，柯特.考本是和他周围世界几乎所有的人在抗衡，这种力量对比是绝对悬殊的。柯特.考本最后意识到反抗带来的灾难并且深深地体味着世纪末的情绪，他沉浸在这种情绪里直到选择了符合西方英雄气质的死亡。就这样，摇滚在自己的里程碑前洒下了泪水。
90年代的摇滚被信仰危机困绕着，它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这类人或者那类人的手中，而受制于一种巨大的世纪末情结。摇滚的力量看来是有限的，它是迎接黎明的星辰而不是黎明本身。朋克精神符合了摇滚的特征，朋克在最有限的空间里达到突破。摇滚的节奏力度促使它起到觉醒的作用，但摇滚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在困境里挣扎、求生是摇滚的真正价值。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安魂曲，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安魂曲是摇滚，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心灵的慰藉随着良知的觉醒而变得日益焦虑不安。安迪.沃霍尔采取了双重讽刺来摆脱失重感。人的机智在庄严的悲剧命运前实在是微小的、可怜的。摇滚让人取得平衡只是局部意义上的，它的自杀情结使每一部伟大的作品笼罩着悲剧气氛。在它发展的历程里，先锋的实验和直感的呐喊几乎是并存的。但后者决定了摇滚成为悲壮、动人的英雄角色。这种宿命意义和蒂利希的思想是一致的。摇滚把毁灭性的焦虑纳入了敢于绝望的勇气。90年代的摇滚不是失去反抗的对象，而是它的对象从“地上”转入了“地下”。实用主义的精神冷漠像无形的敌人充当摇滚受创的刽子手，摇滚渐渐地被包围、被侵入、被损害。同时，人的生存境遇受到了损害。
世纪末的浮躁、焦虑与无望恰恰反映在对物质的疯狂占有与享用上。人们看上去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60年代西方的梦幻冲动转变为一种机械但有效的现实欲望满足。机器与市场主宰了一切。灵魂在一种宁静、没有挑战的条件下不是升华、超越，而是萎缩。人们获得的也不是生命的快感，而是世俗的快感。和摇滚具有相同精神意愿的人却被忧患意识控制着、折磨着。无可奈何与等待奇迹出现似乎是最具忍耐力的向往。保持与社会发展同步成一些人策略上的行为。生存下去已经是艺术乃至一切精神活动的前提。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动的，并构成了世纪末的情结。孤独，不意味着被世界遗弃，在进入21世纪文明前，有使命感的人必须负起这个时代的精神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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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我悲、我惨！
神啊，赐予我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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