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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观猜测,还是科学考证?——评“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 (一)
发信人: anywind123()
整理人: fslts2(2003-11-09 19:49:56), 站内信件
主观猜测,还是科学考证?——评“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

郭豫适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出现不少索隐派红学著述,较突出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等。这些书或者继续钩沉索隐,寻觅《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寓意;或者说《红楼梦》原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三字是“抄写勤”的谐音,世上并无此人;或者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既然如此,对它的研究就必须用“详梦”的方法;或竟耸人听闻,说《红楼梦》隐写的是这样一段“史实”:曹雪芹及其恋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合谋“弑帝”,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如此等等。这种情况,从索隐派观点看来,可说是索隐派红学的复兴;从批评者观点说来,则是索隐派红学的复辟;而从《红楼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则是当年胡适和蔡元培新旧红学争论的继续。

(一)胡适是一直对索隐派红学持批评态度的。1951年,胡适读了潘重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曾发表《对潘夏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封信》,表示“不能赞同潘君的论点”,认为“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还是我三十年前称为‘猜笨谜’的方法。”批评潘的论点和方法的非仅胡适,还有他人,如1974年发表的陈炳良《近年的红学述评》。尽管胡适、陈炳良等人对潘重规的索隐派观点和方法持批评意见,潘重规继续著有《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坚持《红楼梦》“以贾府影射伪朝”、旨在“反清复明”

的旧说。同时,支持潘重规的索隐派作者也陆续出版他们的索隐著述。

如杜世杰,他于1971年在台湾出版《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经修订后于1972年印行《红楼梦原理》,1995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上述两书的增补本《红楼梦考释》。该书自序称:“余研究《红楼梦》数十年”,所撰红学著述,在于“说明《红楼梦》涵民族大义,以复礼兴汉为宗旨。”他认为《红楼梦》反清复明就隐藏在《红楼梦》引子“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里。“所谓‘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国”,“悲金”即痛恨满人;而“玉”,是“顽石”、“土石”也即“故土“、”悼玉“乃哀悼故国云云。

八十年代,香港有自号“不过如是斋”的李知其,也写出了篇幅很大的索隐派红学著作《红楼梦谜》。该书于1984年出版上篇,有文24节;1985年出版下篇,有文28节;1988年又出版续篇,以程甲本120回为猜谜对象,有文120节。该书的基本观点仍是《红楼梦》寓意乃“反清复明”,并提出人们应当“有信心遵循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潘重规、杜世杰等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继续把谜语猜下去。”(上篇第二节)《红楼梦谜》一个重要特点,是竭力推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梦”的概念。他公开提出《红楼梦》创作过程就是“做梦”,《红楼梦》既然是“做梦”的产物,那么研究它的方法也就必须是“详梦”的方法。在《红楼梦谜》一书中,猜谜的随意性,方法的随意性比起蔡元培的方法来更加不受束缚。我们知道,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征的,李知其自知他的索隐有时候未免使人觉得匪夷所思、近乎说梦,索性把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统统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活动,用一个“梦”字来搪塞。对于这样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啥话可说呢!

继上述索隐派之后,近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索隐派的书,其中就有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该书1989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其后出版增订本第一集(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第二集(1996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三集(上下册,1997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红楼解梦》索隐出来的竟是如此耸人听闻的“史实”:“雍正八年,他(曹雪芹)16岁时,宫中选秀女,又把他倾心爱恋的姑娘竺香玉夺入宫中先作御用少尼,后来纳作妃子,进而封为皇后。这一切,给这对年轻的恋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为了抗议这种强暴和不公正的命运,他二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增订本第一集)“竺香玉”是何许人?史书上并无此人,小说里也没有出现此人,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呢?原来,霍氏姐弟是从小说第76回妙玉所作的一首诗里寻觅出来的。他们还说:“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后的一个分身;‘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两句话,透露出香玉守寡后又与曹天私通的史实。”(同上)霍书认为曹天就是曹雪芹,同时又是小说中的贾宝玉,又说林黛玉和妙玉这两人同是小说中根本没有出现过的所谓“竺香玉”的化身或分身。其实所谓“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后的一个分身”,以及香玉守寡后与曹天“私通”、生子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主观编造而已。《红楼解梦》中,常将历史人物、小说作者、小说中人物乃至索隐家“发现”出来的人物捏合在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营造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编造人物的故事情节。霍书说小说第3回两首《西江月》词“别有深意”。其实哪有他们所说的什么“深意”?

人们所见的却是,在主观虚构、随意猜想的强力作用下,科学研究被异化成为一种戏剧编演。在这里,曹天、曹雪芹和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以及被“发现”出来的“竺香玉”,连同雍正皇帝,在《红楼解梦》著者的导演下演了一出“合谋害死雍正”

的戏,但导演却不说这是一场新编的戏,却说成是《红楼梦》研究的新成果。而在他们已经“提示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此案”中,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这难道不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林黛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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