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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著] 共和国日记(上)
1949-1999
50年里的每一个足迹
每一次欢笑，每一次哭泣
1957年：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元旦，周恩来在印度新德里第3次与达赖谈话，恳切地告诉他：毛主席要求转告你
，肯定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西藏改革；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
达赖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此时，老舍的3幕话剧《茶馆》在《收获》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其大致内容是，旧
北京裕泰茶馆老板王利发，在戊戌变法失败直至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里，为求得
生存之地，费尽心机，迎合世风，但其经营的茶馆却仍然每况愈下，最终被恶势
力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上吊自尽。老舍在剧中安排了一个角色，即帮工康大力，
让他跑西山参加8路军，而王利发死之前曾嘱咐儿子和媳妇，让他们去找康大力，
以此透露中国社会发展的去向。
《茶馆》并没有正面描写社会变革，而是通过一个角落的演变，以小见大，成为
建国后真正难得的好作品。
1月24日，中国科学院颁发“1956年度科学奖金”的自然科学部分，成为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颁发年度科学奖金。在数学方面，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典
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获一等奖，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苏步
青的《何学，射影空间曲线论》获二等奖。力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
学森的《工程控制论》获一等奖，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的《
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获二等奖。物理学方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何
泽慧的《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的研究》获三等奖，北大黄昆的《关于晶格的论理
》获三等奖。其一等奖高达1万元，二等奖5000元，三等奖2000元。
2月16日，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4.05万千伏安、15.4万伏电压的巨型
国产电力变压器。变压器由三线圈结构形成，重152吨，高7.4米，安装面积达46
平方米。
2月20日，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农业展览会在北开幕，展出了农林渔牧业2000多
种实物和近5000件标本、模型、图表、仪器、机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正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
第2个五年计划内，不谈西藏改革，6年后，如果改革，仍由达赖决定。而此时，
青海藏族上中层在拉萨朝佛，西藏分裂派正在策动他们参加叛乱，其中一些人动
摇后去了印度噶伦堡。同时，西藏政府借“学经”为名，派大批喇嘛到青甘藏族
区煽动，指挥叛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
3月，根据毛泽东的“六年不改”方针，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决定，大量紧缩
机构，精简人员。工委系统的汉族工作人员精简92%，驻藏解放军减少70%，精简
下来的人均撤回内地。但西藏政府非但没有领情，反倒大幅度调整区划、机构、
领导人，委任了一大批分裂主义分子，让他们担任县长和专员。与此同时，刘少
奇自认为领会了毛泽东的另一个思想，正在从河北石家庄、河南郑州、湖南长沙
，一直南下到广东，然后转到上海，阐发对两类矛盾的见解。他说：阶级矛盾降
为了次要矛盾，这是新情况；但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却突
出了。不过，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小民主的办法，和风细雨地解
决。因此，我们没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
3月8日，毛泽东与文艺界谈话，但却说到了知识分子。他说：“估计500万——小
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生……
500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10分之1没有？10分之1就是50万
……若有10分之1，那就是好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
所以他在涉及知识分子的批示和讲话里，都以500万为基数。划右派也是如此。
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
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鱼虫，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
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看其他的报纸。”毛泽东还评价
说：“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
比较少。”最后一句话，大出新闻界的意料，因为姚文元只会在上海写小文章，
常常揪住别人的一句话不放，竟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
数的百分之90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有
一种思维习惯，他在判断问题时，总是设想出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经常按这
个比例划分群体。那么500万知识分子的90%是450万，剩下的10%，恰好是50万。
在几个月后发生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是55万人。
4月，达赖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回到了西藏。
4月25日，《文汇报》刊登第2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的一篇侧记，题目是《“
放”就是领导》。其中有一段说的是陈其通的戏曲剧目论有害。陈其通说：“在
‘百花齐放’中，还是应该以提倡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一位会议代
表说，这个论点的危害性在于“全国挖掘的传统剧目有五万多个，上演的有一万
多个，如果按照陈其通四位同志‘开放新花为主’的论点，发动几万人也未必能
搞出这么多的剧目。可见这个‘为主’看来有党性，实际上没有党性。”陈其通
莫名其妙的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文章的另一段有个小标题——《牛鬼蛇神·鲜花
毒草》——说文化部把过去明令禁演的《奇冤报》开禁，刘世昌的鬼魂上了台。
而自1950年至1952年，文化部明令禁演的戏除《奇冤报》外，还有11出，将来是
不是都开禁，听说文化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文章说，解放初期，敌我矛盾很尖
锐，当时禁戏，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已告结束，国家
进入了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禁戏政策已失去意义，所有那些禁戏在现阶段，已
转化为思想上的是非问题，是人民内部的事。
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周总理和苏联贵宾在笕桥机场畅谈人民内部矛
盾》。说周恩来在浙江杭州笕桥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伏罗希洛夫座机
抵达前，周恩来曾与先行到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和苏联驻
中国大使尤金，谈起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话题是从周恩来向拉
希多夫介绍西湖风景开始的，周恩来拿着杭州全图，笑着对客人说：“今年我已
来过杭州两次，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两句。”
“领导同志总是很难抽出时间到各处走走的。”拉希多夫接着说。
“老是呆在北京是会产生官僚主义的。”周恩来说：“北京的城墙高，容易把领
导同群众隔离开来。”
“城墙高也有个好处，使官僚主义不会播散开来。”拉希多夫开了句玩笑。
“要是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城墙还可以挡一阵。不过，这还是不保险的。城墙是
可以被冲破的。近40年前，我们北京学生就曾冲进过北京古城，反对过当时的官
僚和军阀。”周恩来指着两个向拉希多夫和尤金献花的孩子说：“假如我们的官
僚主义不改，他们将来就会冲进城墙。”
这段时间，毛泽东也住在杭州，林彪夫妇时常来看望他。4月的杭州，天气并不冷
，但林彪总是戴着帽子，缠着围巾，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在此后的10年里，林彪
来这里开会或陪同接见外宾将近20次，但来去之前都要到值班室脱换一番衣服，
时刻注意着防止风和光的袭击。冬天，他坐在防弹车里，下车走路，需要别人搀
扶。夏天，也要扣顶帽子，腿上套着1尺多长的护膝。由于他长期患着结核病，因
此深居简出，但整整10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一下子
成为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
就是在杭州这段日子里，毛泽东为了全党适应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决定进行一
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
容的整风运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
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来到
天安门城楼，约民主党派领袖座谈，请他们帮着整风，揭露教育和卫生系统的官
僚主义。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要向自然界宣战。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2日，《人民日报》又
发表了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整风随即兴起，不过，毛泽东没有料到，运动却
是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
5月8日，统战部长李维汉召集第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
基、民建副主任章乃器纷纷发言。
章伯钧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
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
国学习的机会不多；党员提升得快，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好像只有党员
才有能力；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
够；统战部征求意见已不止一次，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但有些人不愿意提了
，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比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
党派的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
罗隆基接着作了简短补充。
章乃器也发言说，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
的工作。
5月14日，文化部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
同是这一天，《光明日报》公布了6天前在辽宁沈阳举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记
录，题目是《贯彻“鸣”与“放”，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沈阳化工研究院陈建侯工程师说：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目前分在中国科学院、高
校、产业部门3个系统中进行，各自为政，互不相关，像这样大家争着挂牌子，要
想达到国际水平，恐怕有点“痴人说梦”；科学院不要把院墙修筑得太高了，产
业部门不要将自己研究所压得太低了；“科学奖金”本意很好，但科学进军的高
潮没有掀起，倒掀起了“人心向院”！
同是这个所的另一位工程师时昭涵说：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
文盲，勉强能阅读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调
配技术人员的工作；有些单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爱人和眷属的场所！
民革党员、东北财经学院的彭清源副教授引用别人的说：“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
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每逢开什么大会，总看见民主党派的人挂着红
条条，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起不了作用。”
辽宁艺术剧院的万籁天导演说：按教条主义要求，这个写不得，那个写不得，写
得的便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最近上演的《洞箫横吹》是一个较好的剧本，
但教条主义批评家却左一鞭、右一鞭地打它，说“党委书记和群众打扑克，是不
对的”，“军属有困难是不符合实际”。这种教条主义不打倒，戏剧能繁荣吗?!
过去，我在鲁艺教基本训练，有人给我扣了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弄得
几年不敢吭声。从今年起，作家要靠写作维持生活了，这是推动创作的好办法。
但是，要做起来，恐怕也不容易。因为上演税制度不健全，作家生活仍然不能保
证。比如“双婚记”，现在全国都在演，作者到今天为止，才拿到400元上演税。
辽宁有的作家怕饿饭，改行了。
这几天来，李维汉把他主持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座谈会的情况，向中
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等到第3次汇报时，座谈会上已有人说出了和共产党“轮
流坐庄”，而北大大饭厅前还出现了“民主墙”，清华也站出来，主张“海德公
园”。于是，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李维汉讲到
有人说非党人士对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插话说：“不对！这
不是姑嫂，是敌我！”
等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已心里开始酝酿《事情正在变化》。他决定把这些言论
弄到《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叮嘱李维汉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此外，他让彭真打招呼给正在清华听座谈的蒋南翔，要他也硬着头皮，听下去。
此后，毛泽东想到了“反右”，李维汉也开始为反右而继续开会，以便“引蛇出
洞”。
但就是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中国人却从《新华半月刊》第9期上，看到了一篇文
章《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文章说：“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敌我之间的大
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
4月1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胡耀邦
所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并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一天，张奚若说，上次他讲了3大主义，今天他要讲工作人员的“4大偏差”。
这4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
将来。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北
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
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新建的
北京饭店那个大礼堂，大则大矣，适用与否，却是不管。去年在那个大礼堂举行
学术报告会，效果是，在前排的听来，声音太响，坐在后面的人又听不清，结果
不得不改到天桥剧场去举行。王府井百货大楼，6层只用3层来营业，据说上边有
礼堂和办公室，但没货仓。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概
念，是一个质量概念，不是数量概念。
张奚若还说：“艾德礼到中国来之前就在日内瓦提出，到中国一定要看北京的琉
璃厂。现在要集体，集中，结果只好合并关门，现在的琉璃厂除了卖古玩旧字画
的宝古斋和卖旧书的来熏阁，所剩不多了。有的只好改成油盐铺和煤铺，在琉璃
厂再看不见文化了！”他指责共产党滋长出了骄傲情绪，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从
解放以后算起，以前都是封建的，都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
没有文化。
也许是太激动了，张奚若有时变得什么都要攻击一下，比如“天安门上平时也竖
八根旗杆，好像八根牙签，配在巨大的建筑物上，很不好看。我跟市长说过，并
未见效。午门上也装了避雷针，午门修了几百年了，雷都没有光顾过，而今天是
什么道理？”
张奚若不会想到，毛泽东此时已经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而且把它发给党
内高干。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
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在回答为什
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毛泽东的回答说是：“为了
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
5月16日，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陈叔通发言说，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
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和杨
明轩则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在工商界座谈会上，黄炎培刚刚从
外地考察回来，也开讲了一篇。李维汉不忍心让他自由地讲下去，否则也一定会
划成右派，于是宣布休息，然后请孙起孟作他的工作。
会上，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参加会的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不断地扩大规模
，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来鸣放，结果这些人后来都
被划成了右派。李维汉在毛泽东去世后，曾在《会议与研究》中写道：“这个做
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
5月17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两篇文章：
第1篇是《首都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初试“鸣”“放”》，第一句话则是“新闻
界也要大鸣大放”，其中引用新闻界前辈顾执中的话：“过去上海申报、新闻报
有很多老记者老编辑，他们同国民党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毛病只是业务观点
重，脱离政治……报社里的机器设备，都是他们用心血换来的，可是，解放以后
，他们都进了被称为养老院的新闻图书馆。”当有人对新华社“一花独放”表示
不满时，顾执中说，中宣部应该鼓励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办通讯社。
第2篇文章是《经济学界壁垒森严宗派主义严重》，北大教授严仁赓在其中说，否
定一切的态度真是要不得！一方面是全盘否定旧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全盘否定老
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有这样一种风气，上讲堂对旧经济学只能批判，批判时
必须声色俱厉。谁要提到一些旧名词，就要被扣上“唯心主义”和“反动学说又
在冒头”的帽子。有的老经济学家长年累月写的学术著作，只要有一个人稍一批
评，就被停止出版。经济学家徐毓枬说，现在教经济学实在没意思，好像和尚念
经。最近，听说有人还要招资本论的副博士研究生，我看这些人只能成为道行很
高的和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现实政策不敢接触。例如轻
重工业的比重问题，当1比8被提出来，所有的文章都一律说是“合理的、必要的
、可能的”。当英国在1925年以后决定恢复金本位时，凯恩斯就发表文章，提出
不同意见，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讨论呢！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来看，有些情况已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阐述的
基本规律配搭不上了，例如经济周期危机，已20多年没来了。马克思主义是需要
发展的，但发展不好就要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其间道路很窄。
5月18日，《光明日报》又登出一篇文章，题目是《鸣放的空气浓厚，老报人慷慨
陈词》。文章中首先记述了老报人张友鸾反对报纸横排版的话，他说有人讲横排
看起来快，眼睛舒服，我看直排也不慢，几千年了，中国文字都是直行的；如果
说横排是为了拉丁化，那等到拉丁化了再横排也不晚。毛主席写给《诗刊》的那
封信就是直的。我所以反对横排，是因为它限制版面的分栏和变化，使报纸呆板
。
老报人王芸生说：西施的脸上难道真的连一点点黑点也没有？他问在座的安岗说
：你是报道鞍钢的专家，鞍钢出的重轨就有废品，运出去几千里再退货，造成很
大的损失，为什么看不见报纸批评？问题是我们习惯这样的工作方法！
老报人陈铭德介绍了上海《新民晚报》的情况，说《新民晚报》自1953年改组后
，提出恢复原有传统风格以及“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
口号，报纸面目一新，销数扶摇直上。他的体会是，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要满
足群众的要求。报纸要替读者说出他们要说的话，不要板起面孔教训人，要站在
读者这边。他提出了问题是——怎样接受旧报纸的优点——解放前，不少民间报
纸无论在采访、编排、经营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不能一笔抹煞。最后，陈铭德
提出两个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而现在全国才只有5家非党报纸；二，建议首
都办晚报。此外，他还说，原来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教授，桃李满天下，
但院系调整后，竟在北大作了整整4年总务工作，最近才开了课！
中国新闻社朱凤藻批评中宣部对中新社不关心不支持，说中新社好像是新闻界的
私生子。
《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说，过去登了些关于人民生活的新闻和图片，却受到社
内干部的责难，认为“不严肃”，“不像党报”。实际上，这些人也喜欢看这样
的新闻，但他们却说这些新闻没思想性和阶级性。周游说，这是对报纸的阶级性
和思想性的教条主义理解。
5月22日，罗隆基再次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请他谈谈对“鸣”和
“放”的看法，特别是对张奚若和马寅初提到许多青年助教因教条太多而上无法
上课有什么看法。罗隆基回答外国记者说，“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
当有人提出要党保证，在他们对党提出批评后，不致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说，
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一个解决这种问题的具体方案，即由
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
中的偏差，还要公开声明，鼓励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出来。罗隆基认为，三反、
五反、肃反虽有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在过去运动中受
了委屈的，应该给他们平反，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而平反
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
罗隆基还提出了一个疑问说，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
面，是否是太快了？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发展到了1200万。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
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
是积极分子。
中间他还提到，有人担心这次“放”和“鸣”后，会有“收”和“整”。
6月1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说，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
，而且成了目前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天下
”。他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为保证政策贯彻，巩固
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
都是很自然的。但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1个科1个组，都要安排1个
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
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
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
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几年来可以看出，很多党员的才能与他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
，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
？而“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
在。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现象。
储安平说道，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人提意见。他举了
一个例子，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教，说1949年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
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开国后，中央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
有两个党外人士，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国家副主席只有
1位，原来中央政府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全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
不说，国务院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
可以研究？
6月3日，薛暮桥在《对现行计划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提出，应该对现行计划管理
体制进行大胆改革：首先，把计划指标分为指令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两类；其次
，对主要产品采取分级管理制度，国务院只掌握少数最重要的产品，次要产品，
让企业按需要决定生产计划。
同天，民主党派鸣放座谈会结束，李维汉作总结性发言，发言中没有提到反右。
会后，李维汉马上去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问要不要表示反击。周恩来
说，柯庆施在上海已有表示，你可以讲。李维汉得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是这样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
查，还经常翘尾巴；二是贱，3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6月8日，工商座谈会也宣告结束。此时，反右形势已经明朗，按照周恩来的旨意
，李维汉在总结性讲话中说：“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
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此
外，李维汉还对拿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同工人已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
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等等言论，进行了批判。
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全党内部传达
。
由于忽然才知道竟有这么多的攻击，毛泽东一下改变了几个月前的看法。在这个
“六·八指示”中，他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十分严重的估计：“总之，这是一场
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
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
’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
‘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
了脓包），利益极大。”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那篇《这是为什么？》——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
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
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
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
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
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
！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
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
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
，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
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
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
了……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
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
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
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
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
，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还会有左、中、右了吗？还会的。”她指出，有极
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
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
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
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
，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
从此，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整风运动，完全转化为反右派斗争。
6月14日，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刷制造厂——哈尔滨电刷厂——基本建成，开始
试制产品。
6月26日，周恩来在第1届人大第4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1956年，伴随着社
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
此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大跃进开始了。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说“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
方向错误”。
在这篇七·一社论中，毛泽东对右派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他说“整个春季，中国
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
，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民盟和
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党派：“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
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
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新人口论》，倡导计划生育：
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
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
亲身体不好。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
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的病，就生那样的病。
7月17日，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锅炉厂——哈尔滨锅炉厂——正式开工生产，平均
年产3万吨重量的电站设备。
7月17日，中共省委书记会议在山东青岛召开，讨论反右派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说：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
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8月8日，中共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化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
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进行大辩论，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指示
下达后，各地农村掀起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富裕中农的热
潮。
8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民盟反右斗争初步取得胜利，章罗联盟在各地的阴
谋逐渐显露》，说章罗联盟在北京的据点以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钱端升、
张志和为骨干，他们控制了民盟中央，向全国各级组织发号施令。在上海的据点
是以沈志远和吴茵为骨干，并勾结盟外的王造时。
此时，共产党宣布，已粉碎了右派进攻，但要继续深挖。于是，反右派斗争走向
了严重的扩大化。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合作社
的统一经营和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普遍推行三包制度——包工、包产、包财——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
法。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
至到此时，公社化已轻率实施，但邓子恢仍然没有放弃倡导农业生产责任制。他
说，按片按季节包工，比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好，可以避免队长“临时派工”
，浪费时间。
那时，中国在初级社时采用的评工记分办法，高级社成立后仍在沿用。实际上，
从后来的经验看，这种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办法，根本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共
第11届3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充分
说明，早在50年代邓子恢提出的以季节包工取代评工记分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一个大胆尝试。
9月29，在东德专家帮助下，中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最终落成。这
座天文馆里的主要建筑物是天象厅，厅里可以看到一架复杂而精巧的天象仪，能
预算出千万年后的天象，也能重演过去的天象。
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基本建成。
此时，反右斗争已经平息，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再次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上来
。从去年开始，毛泽东服从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意见，一直没有对持续开展的反
冒进表示反对。但正当周恩来和陈云开始全面总结一五经验教训，为争取二五计
划取得更大成绩而谋划时，毛泽东头脑中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赶超思想，又
开始强烈地表现出来。
他下决心，一定要使社会主义建设，来个大跃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步骤地
开展清算反冒进，要开展反反冒进斗争。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公开指责反冒进，说反冒进扫掉
了多快好省和农业40条，是“右倾”，是“促退”！由于那时的党内政治生活，
已经开始不正常，所以会上没人表示反对。于是，批判反冒进，使整风运动发生
了更为严重的偏离。
10月15日，湖北武汉长江大桥正桥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这是中国第一座跨越长
江的大桥，连同两端公路引桥，其总长为1670.4米。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像河北这样领导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
反复提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字眼。
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第2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
。临行前，毛泽东已得知，本年的钢产量已近超过500万吨，于是一个梦想浮现在
他脑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在莫斯科修改过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
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
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
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
个大跃进。
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为恢复去年的跃进发展方式而搞的一个新跃进的舆论准备的
第一步。
同天，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我国在1957年真正取得了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接着，他把自己的钢铁之梦，告诉了中国的
未来——要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的钢产量！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出了
7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
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
12月1日，中国第一座半自动化的缫丝厂——绵阳缫丝厂——正式投入生产，可年
产白厂丝2631公担。
12月2日，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第8次达标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在15年后，赶上或
超过英国！
1957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
主要做法是，任何组织都可以召开批斗大会，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当众侮辱打
骂，辩论成了批斗的代名词。对此，毛泽东加以肯定，认为“这种形式充分发挥
了社会主义民主”。后来，大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运用发挥
。
到1957年，国家一五计划胜利超额完成了任务。与1952年相比，本年的工业总产
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25%，国民收入总额则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
平均消费水平也增长了23%。但从这一年开始，拆城门和拆城墙成了北京人的谈资
。在痛惜中，张先得赶到南城，想把广安门画下来，但他晚到了一步，看到的只
是一片碎瓦。
这一年，石言和黄宗江根据石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柳堡的故事》轰动了全中
国。电影描述的是1944年春天，在苏北柳堡村整训的新4军副班长李进，爱上了房
东家的二妹子。但在严格的纪律面前，李进只好把爱情压在心底。部队离开柳堡
，伪军中队长刘胡子把二妹子抢走，李进闻讯后，前去营救。此后，二妹子便更
爱救她于水火的李进，李进因为不能违犯纪律而忍着心中痛苦，随部队远征。5年
后，李进已是连长，率部路过柳堡，与正带率领粮船支前的二妹子意外重逢。这
时的二妹子，也成了共产党，当了干部，但仍然等待着李进。
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和吴强的长篇《红日》
，作家出版社小说则出版了曲波的《林海雪原》。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读物。
这一年，冯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在《人民文学》杂志第7期上。小说以北平解
放前夕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他们彼此倾慕，
有共同爱好，但他们对革命和人生的不同认识，在他俩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
沟。江玫最终用理智战胜了感情，没跟齐虹一起出国，而是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
，并成了为党工作的干部。
在《人民文学》杂志第1期到第4期上，张天翼还发表了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
》。
写的是一个名叫“王葆”的小学生，他爱学校，关心集体，有远大理想，但就是
不爱动脑筋，贪图现成。他在梦里得到了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他
要做数学题，算式和答案便摆在桌上，他要向图书馆借画报，画报就进了他的书
包，他和同学们下棋，想吃对方的马，马就冲进他的嘴里——但王葆终于恍然大
悟，原来宝葫芦什么本事也没有，只会骗和偷。他最后下定决心，和宝葫芦决裂
了。
被1957年深深记住的人物：
邓子恢，1896生于福建龙岩。1917年，考上龙岩县政府公费留日生，在东京东亚
补习学校读书，后因公费不够开支，家庭无力补助，于1918年辍学回国，在江西
崇义县堂兄开办的杂货店里作店员，历时9年。1922年，邓子恢看到《向导》杂志
，知道中国已有共产党，即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加入，但未得答复。1923年，邓
子恢创办《岩声》报，撰写大量文章，揭露社会黑暗，热情传播马列主义。1925
年秋天，邓子恢加入国民党，发展一大批国民党员。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
年，担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开展农民运动，在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
农民协会。
1928年，邓子恢指挥龙岩县后田篆农民暴动，成立闽西第一个游击队。不久，龙
岩、上杭、永定的暴动武装集中在永定县溪南里，组建红7军第19师，下辖第55团
、第56团、第57团，邓子恢兼任第57团党代表。1930年，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当选为主席。此外，兼任红12军政
委。不久，共产党执行李立三路线，要红12军攻打广东潮汕，邓子恢不同意，被
扣上“新右派”的帽子，撤职后调到闽东，任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1931年
，邓子恢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兼财政部长。但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降职为财政部副部长。1934年月，中央红军长征，邓子恢被留在了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4军军部重新组建，邓子恢出任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新4军
第4师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历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
时期，邓子恢再次曾被批判为“右倾”。他根据农业特点提出：“由于农业是野
外作业、手工操作，周期性长，所以农业生产要包；不包，责任制就建立不起来
……把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正确地统一结合起来。结合的最好形
式之一是三包的制度。”文化大革命后，邓子恢惨遭迫害。
1972年12月，邓子恢在北京病逝，但他提出的农村责任制，却被邓小平运用到后
来的生活中。
(作者严正声明——此书目前尚未在其他各种媒体上披露发表，仅授权于北京华艺
出版社在内地筹备出版发行，因此作者只允许此文章在网络中自由漫游转贴，绝
不允许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其他出版社使用。否则必纠。如希望使用，必得与
我本人取得联系，取得授权。此外，海外出版社如有意出版此书，也必得先行与
我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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