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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著] 共和国日记(上)
1949-1999
50年里的每一个足迹
每一次欢笑，每一次哭泣
1956年：在危险的边缘
元月7日，台湾民用航空局台北旅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事务员翟笑梧
驾蒋纬国旅行游览专机，飞回内地。
几天后，项目众多、指标甚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出台。它要求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必须分别以8.7%和10.4%的速度递增，到1967年达
到1万亿斤和1亿担。此后，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部
门中，引起了连锁反应，催逼着各界不得不相应修改去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确
定的那套较为接近实际的远景指标。在实践上，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转向以办高
级社为主，由于管理混乱，许多高级社没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制，社员干好干坏都
一样，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
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应有的信
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因为“知识分子在过去6年来
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特别强调地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
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
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
”
康生也发言说，要百家争鸣。但他说这是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
达提出的，坐在附近的陈伯达赶快递过一张纸条，康生读道：“‘百家争鸣’不
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毛主席提出的。
”
1月15日，20多万北京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而且庆祝北京市第
一个实现了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紧接着，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
、广州、上海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
不过，这次大会的洋洋喜气，在来年的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中，完全化为乌有。
2月4日，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共二十大。
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突然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后果
》的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暴露出苏联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问题
。而后，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引起各国共产党人的混乱
，西方随机掀起反共高潮。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数字都很大……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
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采取防止冒进措施，对影响本年国民经济整体平
衡的各项主要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不过，由于种种制约，被周恩来压缩
后的各项指标仍然很高，仍然要求工农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钢铁、煤炭、
粮食、棉花分别比去年增长15.9%、68.1%、61.4%、16.8%、9.2%、18.3%。在国家
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3稿
中，各项指标也是居高不下，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
增长到5469亿元，粮食总产量仍高达9500亿斤，仅象征性地下降了一点。
3月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
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1万年也不要搞掉。要提高工
艺美术品的水平，保护民间老艺人。国家应帮助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半机械化、机
械化。
4月，周恩来与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商议发展导弹技术规划。不久，甘肃戈壁滩
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导弹和火箭发射实验场。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文章说，必须历史地、
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犯了一些严重错误。
开春后，西藏人民会议的阿乐群则在拉萨通过邮电局电台，向康巴发出武装叛乱
信号。叛乱分子分割包围并袭击地方干部，惨杀数百人。他们到处宣传说：“杀
一个干部，胜念万卷经；打死一个积极分子，如修一座经塔。”
而日巴乡的叛乱分子把一位藏族女人的头发一根根拔光，致使她满头鲜血，惨不
忍睹；理塘喇嘛寺的叛乱喇嘛，对寺庙穷人出身的喇嘛不发口粮，要把他们活活
饿死，一位喇嘛出来反对，便割去嘴唇，砍掉双手，并把他的胳膊放在酥油锅里
煮熟。白玉县叛首四郎刀登为威逼绒盖乡参加叛乱，首先放火烧毁了藏民房舍，
劫走了财物，把坚决不愿参加的人剥皮挖心，而后一刀一刀凌迟处死。他们向山
上驱赶老百姓，走得不快的老人，就被他们吊死在途中。逃跑的被抓回的，被切
成碎肉块，再剁成肉泥，抛在野外，另有100多位年老体弱的农民上山后被饿死。
根据新龙县部分乡的统计可看到，被叛乱分子挖眼、割鼻、抽脚筋的就有138人，
被剥皮、剜心、下油锅而处死的120人。
这段时间，李济深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香港，希望前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政
治秘书程思远能进一趟北京。没想到，程思远真的来了，因此立刻受到周恩来的
宴请，晤谈长达3小时。实际上，邀请程思远的，不是李济深，恰恰是周恩来。
在谈话中，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表示：“只有一
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
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还谈到了白崇禧：“白崇禧一向很自负，号称‘
小诸葛’。其实，他在政治上没有远见。他竟听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
。”
后来，程思远谈及这些往事时说：“我的新的政治生命，是从周恩来总理的邀请
开始的。”
回到香港，程思远将自己第一次北上的经过，函告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李宗仁
大怒说，这么重大的事，为什么事前没商量?!我对台湾问题虽提出建议，但中间
立场迄今没有变化！
不过，程思远给李宗仁作了30多年的政治秘书，参与过李宗仁和国民党桂系高层
的一切秘密，因此他深知道李宗仁此刻首鼠两端的心境。
此时，由于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诸如资金紧张、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严重不足
、基本建设和生产秩序混乱等问题，已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暴露无疑。周恩来和陈
云十分肯定地作出判断：压缩后的本年计划，还是个冒进的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十大关系》。他说苏
联经验应该是一个借鉴，应该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在中外关系上，提出要有分
析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避免或少走弯路。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
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4月29日，《人民日报》在《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中提到在四
川江津发现有些社实行了“包工包产”。随后，安徽芜湖和阜阳、山西榆次、江
苏盐城、广东中山、浙江温州的包产到户相继出现，尤以温州最多，大约是1000
多个社，占入社农户的15%。
此时，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高级社要搞好生产，必须“
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
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
其间，国家体委公布试行《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修改草案）》，按照运动
成绩评授等级运动员称号，等级和称号共分运动健将、一级、二级、三级、少年
级等5级；裁判分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
5月2日，毛泽东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点解释了《论十大关系》报告：
第一， 重工业是国家建设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能忽
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
轻视农业而产生了严重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未犯原则性错误。
第二， 过去因朝鲜战争和国际局势紧张，使我们对沿海工业重视不够；现在，新
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个和平时期。为使工业布
局适当平衡且利于备战，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
些新工业。
第三， 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
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因此，必须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
经济建设费用，多搞经济建设。
第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
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
第五，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
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
事情。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
第六， 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
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那一般不是重点。
第七，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
如此，而且将来也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
争的方针。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
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
第八， 反革命在中国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的转变。我们对待
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按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对一切
反革命分子，都应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第九， 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第十， 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我们的方针是，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
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苏联有
人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但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
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处
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道路总是曲折的，但
前途总是光明的。
此外，毛泽东还说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它作为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方
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
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宪法范围内，
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
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但实际上，“双百方针”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贯彻。
5月5日，安徽金寨县境内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坝身全长558米，高84米，最
大坝则高达88.24米。梅山水库是中国治淮工程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连拱
坝。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8、
9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5月26日，陆定一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及文化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报告，受到热烈的拥护。
同一天，北京-拉萨航空线，试航成功。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预决算报告稿，要求既反保守，又反冒
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提出必须压缩指标，制止冒进。5日，周恩来主持国
务院会议，确定按5%削减国家预算，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减少到140亿
元。
6月7日，解放军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上海，参加解放军及上海举重联队
同苏联队举行的友谊比赛，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去年创造的最
轻量级双手挺举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此间，贺敬之的抒情诗《回延安》在《延河》杂志第6期上发表，全诗采用陕北民
歌信天游的形式，收到了一唱三叹的效果。
7月13日，中国第一辆国产车———解放牌载货车——在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由此彻底结束了中国人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解放货车是中型卡车，以苏联吉
斯150型汽车为范本，装有90匹马力、6个汽缸的汽油发动机，最大时度为65公里
，载重量4吨，汽车满载时的经济时速可达35公里。
同天，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
向”。
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终于
引起了各级干部的高度注意。此后，他们开始在工作中矫正急躁冒进倾向，使经
济从下半年开始，逐渐从冒进转向了健康发展，为向中共八大提出比较实际稳妥
的二五计划，创造了条件。
7月21日，陈云在全国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会议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说：
使用资方人员有两个好处，一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二是可以利用资本家
的长处；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美国专家，现在资本家敲锣打鼓来要求工作，
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吸收资本家参加业务工作，好处多，坏处少，可以把他们改
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7月31日，中国登山运动员史占春等12人同苏联19名登山运动员一起，登上了新疆
西部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征服了这座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冰峰，刷新了中国
登高纪录。
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
：“国营工业产值在1949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6.3%。1955年，就已经占5
1.3%了。”
这个月，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人民文学》杂志第9期上发
表。小说通过区党委组织部新调来的年轻干部林震与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之
间的矛盾，深刻抨击了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林震原是小学教师，对党忠
诚，朝气蓬勃，充满理想。到区委会的第4天，他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1季度发展
党员的情况，发现厂长王清泉工作不负责，官僚作风严重，根本不适合当厂长。
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只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但不让他“陷到这里边去”。林
震回到区委会后，把这个意见向领导作了汇报，但刘世吾打着哈哈说，老韩真高
明！刘世吾参加革命多年，工作上有经验和能力，但他失去了热情，变得冷漠、
保守、敷衍、疲沓。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
人们看到这篇小说后，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但王蒙却因此成了右派分子。
10月7日，为选派一支队伍参加即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办奥运选拔赛。选拔赛中后来变得很有名气的，有举重队
运动员陈镜开和足球队队员年维泗。
在比赛中，女子铁饼运动员创造了50.93公尺的新纪录，解放军最轻量级举重运动
员陈镜开则创造了双手挺举135.5公斤的成绩，被国际举重和健身联合会承认为正
式的世界纪录。但由于国际奥委会不接受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个国家级奥委会的原
则约束，坚持中国有两个奥委会，允许台湾单独派运动员，并擅自修改新中国的
名称，因此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和第16届奥运会组委会
主席说：“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不能容忍这种人为地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国运
动员不能参加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0月18日，国家体委公布了第一批运动健将名单，由周恩来为他们颁发证章。此
次健将共有40位，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即在其中。
就在体育运动员龙腾虎跃的同时，钱学森出任国防部第5研究院院长。此院是中国
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11月，印度邀请达赖和班禅赴印，参加释迦牟尼过世2500周年纪念。北京批准达
赖和班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赴邀。达赖及随行的主要官员到印度后，立即被西藏
内外的分裂分子包围，由此产生了动摇，对返回西藏迟迟不决。
实际上，此时的西藏仍然实行的是封建领主专政的农奴制度，而且政教合一，国
家通过赎买3大领主的生产资料，分给农民，而对贵族、官员、活佛、喇嘛，则在
政治上给予安排，把他们包下来，使其生活上不因改革而降低，反而逐步提高。
最重要的是，凡是涉及到改革的方法问题，均由达赖决定。也就是说，达赖没有
受到新社会的冲击。
12月29日，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找到达赖，规劝他回西藏。
1956年，顾准写成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第一次提
出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商品经济。
同是这一年，经营北京平安影院已整整50年的赵振纯，带头参加了公私合营，把
这座北京历史上第一家电影院交了出去。两年后，平安影院更名为“儿童影院”
，北京市长彭真为其题写了院名。同年，中央音乐团宣告成立。
这一年，日本工业展览会第一次在北京举行。在展览会的入口处，当中国人第一
次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时，都被迷住了，就连毛泽东也对着自己的影像
笑了。
从那天起，进口电视机开始进入极少数中国人的生活。
1956年爆响了5部电影：
第一部是根据几年前刘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铁道游击队》；
第二部是《上甘岭》，描写4年前的秋天，美军借朝鲜板门店谈判休会之机，在三
八线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欲夺取上甘岭阵地，进而攻占五圣山，用武力达到他
们在谈判桌上达不到的目的。这部电影塑造了志愿军张忠发的英雄形象；
第三部是夏衍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祝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在浙
东穷僻的山村里，早寡的祥林嫂得知婆婆和远房亲戚卫老二要把自己卖给山里人
贺老六做老婆，于是逃到鲁镇，给地主鲁四老爷家当佣人。第2年清明时节，她在
河边洗衣服，被卫老二夫妇抢走，还是卖给了贺老六。1年后，祥林嫂为贺老六生
了个儿子，夫妇感情居然很好。后来，贺老六为了还债，干活累出了病，断送了
性命，而儿子阿毛也被狼叼去，房子则也被大伯收去抵债，祥林嫂只得重回鲁四
老爷家帮佣。不过，鲁四老爷此时已把她看作是不吉祥的罪人，每逢祭祀拜神，
碗筷器皿都不让她沾手。祥林嫂听说只要在庙里捐一条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
，就能洗清罪过。于是，她这样做了。在一个祝福的晚上，她兴冲冲端着供品出
来，却被主人大加责骂，驱逐出门。从此，祥林嫂开始了流浪行乞的生活，终于
在又一个祝福的午夜，在漫天风雪中死去。
第四部是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家》，故事时间也是辛亥革命前后，写的
却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崩溃。大致内容是，高家长房大少爷高觉新极其软弱，不
敢怒，不敢言，屈从礼教和家庭包办的婚姻，牺牲与梅小姐的爱情，被迫与李瑞
珏结婚。后来，瑞珏也被折磨死了，家境一天天衰败下去。二少爷觉民与琴小姐
相爱，为争自主和个性解放，进行斗争，他拒绝家庭包办婚事，离家出走。三少
爷高觉慧与丫环鸣凤相爱，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要娶鸣凤做小老婆，鸣凤不从，
投湖自尽。高觉慧终于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第五部是浙江昆苏剧团上演的昆曲电影《十五贯》。内容是，江苏无锡县肉铺老
板尤葫芦借来15贯本钱，并逗弄女儿苏戍娟说，是卖她的身价。女儿信以为真，
当夜逃走。深夜，专靠赌博为生的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为偷15贯钱，杀死了尤
葫芦。天明，街邻发现尤葫芦遇害，找来官差，娄阿鼠乘机诬告苏戍娟谋财杀父
而逃。而苏戍娟逃出后，与素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于是追赶来的邻人
对他们俩都产生了怀疑，恰巧又在熊友兰身上搜出了15贯钱，便把他们一同扭到
了县衙。苏戍娟和熊友兰无辜被判死刑，但监斩官况钟觉得其中有冤，并在都堂
面前力争延缓斩期。经况钟调查，发现娄阿鼠有嫌疑。当得知娄阿鼠藏在东岳庙
时，况钟乔装算命先生，以看相测字为由，套出娄阿鼠确是杀死尤葫芦的凶手，
便将娄带到衙门，升堂问罪，揭开了十五贯的真相。
被1956年深深记住的人物：
谭平山，1886出生在广东高鹤一个贫苦的裁缝家庭，早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国民
党元老。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大哲学系。1918年，与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新潮
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关押。1920年，谭平山毕业后回广州，任广
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与陈公博创办《群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俄国十
月革命和社会主义。1921年初，在陈独秀指导下，谭平山和陈公博成立广州共产
主义小组，陈独秀担任书记。9月，陈独秀回上海就任总书记，广州共产党由谭平
山全面负责。1923年，谭平山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不久，与廖仲恺等9人受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国民党。1924年，谭平山参加
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执委委员和常委会委员，并兼任中组部长。他帮助孙中山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利用担任中组部长之机，安排了共产党人出
任国民党各级职务。
1927年，谭平山执行陈独秀路线，但不久后，又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发表《谭平
山、苏兆征辞职书》，强烈谴责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退出国民政
府。随即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当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他辗转香港。不久，
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
对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给予处分，谭平山被开除党
籍。1928年，谭平山从香港回上海，才得知自己已被开除党籍。1930年，邓演达
回国，谭平山即与他创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党是农工民主党的前
身，当时也称“第3党”， 谭平山想在国共之间，寻找第3条道路。1931年，邓演
达被蒋介石处决，谭平山亡命香港，移居欧洲。
抗战爆发后，谭平山回国，被蒋介石恢复国民党党籍。但1941年后，谭平山重新
趋向共产党。
1947年，谭平山出走香港，最终与国民党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年4月，谭平山在北京病逝。
沈钧儒，1875出生在江苏苏州，祖父是苏州知府。1903年，沈钧儒应顺天乡试，
考中举人。1904年，参加殿试，考得进士。1905年，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身份，被
派往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宣
布独立，沈钧儒出任浙江警察局长。1912年，加入同盟会，后任浙江教育司长，
随后又参加了柳亚子的南社。
1936年11月，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因
宣传团结抗战而被国民政府逮捕，即“7君子事件”。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释放7君子。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最高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
席、民盟副主席。1956年，张澜去世，沈钧儒升任民盟主席。
1963年6月，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作者严正声明——此书目前尚未在其他各种媒体上披露发表，仅授权于北京华艺
出版社在内地筹备出版发行，因此作者只允许此文章在网络中自由漫游转贴，绝
不允许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其他出版社使用。否则必纠。如希望使用，必得与
我本人取得联系，取得授权。此外，海外出版社如有意出版此书，也必得先行与
我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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