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arbright()
整理人: riversider(2001-03-11 12:15:3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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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风险投资公司产权与规模分析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阵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新科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
推动作用。大力推进高新科技产业化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
内容。而风险资本作为联结科技成果和市场的纽带，其运行机制的建
立将改变科技、经营两张皮的局面，使科技成果与市场紧密相连，促
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可以说，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
的“生命线”。
因此，大力发展、建立高科技与金融资本相融合的机制，对于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推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实现“科教兴国”
的战略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虽然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但总体水平尚处
于起步探索阶段。
风险投资被认为是促进美国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是单纯
生吞活剥地照搬美国的模式未必在中国有同样的结果。由于生产力、
科技水平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
风险投资公司的管理模式上必须结合这些客观因素进行统筹考虑。只
有符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投资才能健康成长，这也是中国风险投资业发
展十多年的经验总结。
一、产权比较分析
基于产权差异，不同性质的风险投资实体在经营目标、组织机构
、决策机制、激励机制、投资策略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调研了39家与风险投资有关的单位（未包括
北京、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及其创业中心），其中国有股份制26家，
占66．67％；民营性质6家，占15．38％。两者合计超过82％。中外合
资或外商独资有7家，占总体的17．95％。（民营性质主要指民营化的
运作机制，可以是国有民营，也可以是私营合伙。从调研结果看，主
要是国有民营这种形式。）
基于产权差异，三者在经营目标、组织机构、决策机制、激励机
制、投资策略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现归纳如下：
（一）经营目标
1、国有股份制的公司（以下简称“国”）是政府为了进行产业
政策、区域政策的调控而由国家出资或控股发起的，是为了保证国家
重点建设（如国投），提高投资的综合效益，其首要目标是促进整个
国有资本的最大增值，而非公司自身收益的最大化。据中国投资协会
63家会员公司调查显示，截止1998年9月，全国以及各省、市、自治区
及政府有关部门所属的各类投资公司150家，地市以上政府所注册的公
司近300家。会员单位注册资本金400亿元人民币，净资产1500亿元人
民币，投资规模8600亿元人民币，独家发起、控股或参股上市公司33
家，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项目的投资约占85％以
上。
“国”这样的公司仍有一些计划经济的烙印，习惯于照章办事，
“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中别出问题，缺乏主动挑战风险的精神，
创新意识不足。
2、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公司（以下简称“外”），遵循现代市
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公司自身利润多少及实现程度的大小作为其目
标。“外”在中国的存在是以低风险、高利润（收益）作为基础，我
们调研的几家均属于高科技公司，有成功案例，如亚信、四通利方、
科招等，但类似“前导”的情况则带有更大的普遍性，由于调研样本
限制，可能会传递误导信息———“外”在国内的风险投资多为成功
，实际上大多数公司效益并不理想。
3、民营性质的公司，尤其是国有民营的公司。一方面，性质决
定了其产生、成长都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业务来源和内
部资源的配置、整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必须
适应市场竞争，学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游泳”。其经营目标在市
场、政府的利害关系协调中发生摇摆，因此民营性质公司经营中重视
看风使舵、借势发展，打政策的“擦边球”。
（二）组织机构
“组织是个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将人、财、物资源集合而成的有
机统一体”，企业产权形式的不同，也决定了企业组织形式与内部治
理结构的具体类型。
1、“国”的组织是“金字塔＋矩阵”的混合体，将集中统一与
项目分治灵活地结合起来，基本上采取“工程部、财务部（基金）部
、项目部……”的机构设置。“国”采用现代公司制的内部治理结构
，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人员由科技人才、投资专家与项目经理构成。招聘、选择经理人
员沿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标准（如副处几年等任职条件）。其档案
关系多保留在原来所在的党政机关或金融机构。
尽管有《公司章程》及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病依然存
在，一些公司仍受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的
思想影响，希望将社会中介机构“内部化”，即建立自己的咨询公司
、律师及会计事务所，“肥水不流外人田”。
2、“外”则根据各自的情况及特点，选择国外规范性的组织形
式和管理模式。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采取合伙制的“管理投资”型
风险投资公司（如PTV－China、华登集团等），本身没有风险资金，
而是接受委托或募集资金，投资到有潜力的投资事业，通常负责管理
2到8个风险基金，由丰富经验的专业经理组成。另一类是采用公司制
的风险企业（如亚信、四通利方）或合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如北京科
招公司），经理人员一般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有创业精神、踏实客
观的生活态度，善于协调、谈判的技巧和评估人的能力。
“外”重视“集智”，善于借助“外脑”为企业服务，多专注于
自己擅长的领域。如亚信主要致力于计算机网络，聘请RSC为金融顾问
、德勤作为审计公司，又聘请了德克萨斯最好的律师。1997年12月，
亚信成功获得18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
3、民营性质的公司有着较丰富的市场体验，行政干预较国有企
业少。脱胎于计划经济，但组织形式市场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股份
有限与有限责任两种形式，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结构有较大弹性，选
人用人注重实效，力求精干，“因岗设人”而不“因人设岗”。企业
组织方面的缺陷在于，缺乏规范的制度与程序，人“治”强于“法治
”，管理规范性不够。
（三）激励机制
知识经济时代的风险投资公司经理人员，是“金领”阶层，而非
传统意义上的蓝领与白领，这是由其工作知识面涉及广、复杂程度高
、驾驭风险能力及创新能力要求高所决定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
资本是一种战略资源，比自然资源更重要、更稀缺，也需要进行优化
配置。
1、国有股份制公司虽然由不同的法人股东构成，但产权终极所
有者都是政府，股东单位均属国有制。这样，风险投资公司经理人员
的福利待遇不得不参照各股东单位的收入水平，并由此形成公司的激
励机制平台，容易出现“经理人员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股东的大
锅饭、股东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从而降低企业运作效率，增加
内部交易成本。同时，由于物质激励作用不够，会造成高水平经理人
员外流，同时又缺乏引进人才的吸引力，使工作要求与人员素质差距
加大，影响公司运作的连续性和成长规模，降低有效驾驭风险、控制
风险的能力。
2、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公司对人力资源管理趋向于宽松和人
性化，强调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激励机制建设适应风险资本运作的
周期性，用占一定的股份的形式将企业与经理阶层的利益在一定程度
上结合起来，重视个人业绩，便于调动各个层面的积极性，提高效率
。但到一定程度以后，容易出现“这山望着那山高”或“另立山头”
现象，人员的稳定性也相对弱一些。如1998年10月四通利方与华渊合
并后，组成“新浪网”，1999年3月，美国前网景公司副总裁沙正治博
士加盟新浪网，出任共同CEO，成为“梦幻组合”管理结构的核心人物
之一。沙氏的加盟为新浪网带来了先进的网络管理经验，及其所在行
业的策略联盟、商业伙伴关系。
3、民营性质的公司由于自身实力、行业特点等的制约，尚不能
建立特别规范的激励机制，创业初期靠的是少数发起人的“感情凝聚
”、“人格魅力”和“创业激情”，采取激励手段、措施时，往往“
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为人才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良好创业环境和
个人待遇标准。但在个人待遇、权限等方面，又具有比以上二类公司
更大的灵活性。也有一些公司，如北京烽森技术分公司尝试采取投资
项目1％－5％的股份来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建设，以保证经理人员的稳
定，其标准：总经理占8％－10％，部门经理1％－5％，一般人员1％
－3％。
（四）决策机制
决策是管理活动的核心，贯穿于全部管理活动的始终，贯穿于管
理的各项职能活动中。决策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管理水平的
高低。
1、国有股份制公司的决策机制属于被动执行型，需看“婆婆”
的眼色行事，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挖坑”，风险投资公司负责“种树
”，企业的决策目标就是如何在“坑”里种上符合“标准”的树。至
于“坑”是否挖得是地方，“标准”是否合适，则不属于其决策范围
。企业决策过程受主管部门的指令影响较大，对市场调研、专家论证
重视不够，其决策和行为就可能有非经济、非理性的因素影响。
2、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公司有比较完整的决策程序与流程，从
初审、合伙人磋商、面谈、责任审查、条款清单到签订合同、投资后
的监管等，每一个环节的细微之处都要经过仔细推敲。注重服务的专
业化，善于调动外部专家系统的智慧，与技术、财务、法律等职业中
介机构或专家建立战略关系。许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公司形成跨国
管理的基本雏形，如Chinavest每周举行全球网络会议，及时通报各分
公司情况，贯彻总公司的最新精神。应该指出，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
公司，强调在中国回避风险，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提供的增值服务非
常有限。
3、民营性质的公司在管理决策上一般采取总经理负责制，优点
是反应快、效率高，但由于缺少必要的规范化、程序化管理制度的支
撑，这种负责制易衍化为个人负责制、家长制或独裁制，从而难以建
立起完善的管理决策体系。决策过程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在于，对“项
目的市场判断”投入不足，有的公司贪图省钱，过于简单草率，反而
加大了决策的风险。民营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专家系统，专门解决具
体项目选择中的技术问题，如北京烽森技术公司专门同国家自然基金
委员会签合同，以便届时能找到合适的专家。
(五)投资策略“高风险、高收益”是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风险
投资公司如何主动借险生财、化险为夷，取得高额回报，这就涉及一
个投资组合与投资策略的问题。
1、国有股份制公司(国投除外)由于起步低、实力弱、历史短又
无可供照搬的经验，其投资策略处于不成熟状态，靠“摸着石头过河
”。投资领域定位为“电子、信息、环保、生物工程、新材料”等行
业，行业选择范围过于宽泛，没有专业特长，难以把握每一专业的发
展方向。国有股份制公司的实力要强于民营性公司，拥有大量的剩余
资金(特别是刚成立的公司)，项目选择主要集中于中试以后的科研成
果，投资组合原则有的也不甚科学，如有的公司投资安排“三分之二
长期运作、另三分之一做证券二级市场”。投资主体过少且主要集中
于政府，加之经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使风险投资公司缺乏自我约束
机制和创业的使命感。
2、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的风险投资公司，由于股东方或母公司
在国外有多年的经验积累，有一套直接可借鉴的投资理念与哲学。但
进入中国本土后的策略又有所改变，通常采取：①选择技术风险低的
行业；(非高科技)②选择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非中试前景)③用过
去业绩判断管理水平；(非将来预期)④现金投入占小股；(非控股)⑤
董事会有席位但不参与日常管理；(放弃控制权)这个策略和方法在战
略上考虑到了中国特色(①－③)，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以两位数增
长，获利机会多，没有必要投高科技去冒高风险；在战术上完全将西
方的行业管理方法(④－⑤)运用到了中国的市场环境之中，致使被投
企业难以监控，这样的“战略”＋“战术”式的投资策略显然有悖于
风险投资的初衷。
当然，有的公司在中国的行业选择是高科技，且同其母公司或股
东方理念保持一致，注重战略伙伴的选择。如PTV－China由IDG和中国
国家科技部共同管理，一方是IT领域全球领先的信息服务商，另一方
则是负责制定国家科技开发和研究政策的政府部门。PTV－China已在
北京、广州、上海设立了风险基金，拟在五年内给中国那些迅速成长
的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投资1亿美元，重点在计算机硬件、网络、通
讯等高科技企业，同IDG基本上一脉相承。再如华登集团(WALTONINTE
RNATIONALINVESTMENTGROUP)，是一家国际性风险投资集团，负责管
理基金6.5亿美元，总部在旧金山，集团投资对象皆为发展迅速、回报
率高的行业，如计算机软硬件、医疗保健、科技咨询等。华登中国基
金1994年成立，资本总额1.04亿美元，其投资对象为管理完善、具有
持续盈利能力及高发展潜力的国有、外资及合资企业。投资领域与母
公司基本类似，案例既有扩张型企业如小天鹅、科龙，也有高科技企
业如四通利方等。
3、民营性质的风险投资公司由于实力弱、起点低，主要靠自我
积累来推进自己的发展，其主导思想是如何回避风险、降低风险，而
非驾驭风险，搞投资少、立杆见影的“短、平、快”项目或直接出卖
专利权、收取转让费，“见利就跑”以能保证资金安全变现，快速转
移风险，却无法实现“高收益”，本身就违背风险投资的理念；还有
的异化为中介服务机构，搞技术贸易或咨询服务，更无法实现风险投
资的成功运作与良性循环。
二、规模比较分析由于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刚刚起步，其绝对规模较小
，但大小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的，对风险投资公司规模比较分析应有
辩证的观点
(一)国内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分析国内风险投资初具规模，拥有相
当的投融资实力，从调研的情况显示，注册资本在1亿元以下的企业有
19家，占到总数的48.72％；1亿元以上的20家，占调研总数的51.28％
。注册资本在5亿元以上的有10家，占到总数的25.64％。其中外资占
了3家(华登、Chinavest、PTV－china)，国内著名的大企业集团或金
融机构占了4家，如国投、神府集团、北京兆维电子集团与山东省信托
公司等，只有深圳高科技风险投资股份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
公司、华能技术开发公司等3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
我国风险投资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中心的空间布局
，全国性的公司17家，占调研企业总数43.59％，但实力较强、拥有亿
元以上规模的企业仅9家，占亿元以上企业数的45％。省一级企业有2
0家，占调研企业总数的51.28％，但实力相对弱一些，亿元以下的企
业为11家，占亿元以下企业数57.89％。全国与省一级风险投资公司构
成我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主体。具体再细分，北京市拥有10家公司，列
各省市之首，占总数25.64％，有三个风险投资公司、四个担保基金(
合计在10亿以上)，本身亦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强烈的政府推动、科
技优势与人才优势。上海市有2家，占总数的5.12％，上海1998－200
0年拟安排6亿元资金，作为高科技项目的贴息贷款、股权投资与融资
担保。雄厚的经济实力、高超的科技水平是上海的特色。深圳市也有
2家企业，在地级市中一枝独秀，由科技部主持、中国银行加入，将在
深圳建立规模达几十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发达的市场运作环境是深
圳的突出优势。京、深、沪三地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可发挥其在风
险投资中的联动效应。
国内风险投资公司在资产规模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资产规
模小、实力弱。国内风险投资公司的股东比较集中(除外资)，基本上
都直接或间接由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发起并作为主要出资人，极少有
私人、保险公司的介入。股权集中、社会化程度不够，造成国内风险
投资公司规模小，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只有区区千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国外项目投资金额在25万－500万美元之间)，支撑一个大科技项目都
很困难，更无从谈起利用项目组合来分散风险、使风险资本快速滚动
发展。风险投资公司缺乏抗风险的实力与能力，结果只能维持一些短
、平、快的低风险项目，很难形成“高风险、高收益”的示范效应。
2.行政导向较强。正因为股权单一、集中，绝大多数风险投资公
司的经营思路就必然要围绕股东(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的意志展开，
带上了较浓厚的地域色彩和部门、行业特征。国投集团是国务院确认
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1997年10月经国家计委、经贸委、体改委批准
成立，定位为“政府的公司”，切实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
策、区域规划的要求，重点选择国家电力、基础材料、基础设施与高
科技等的建设项目。另外调研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由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国投公司、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首
钢总公司及清华同方发起设立，注册资本3.1亿元，其中北京市占1.8
亿元，由此决定其以下的经营宗旨：充分利用北京地区人才和高新技
术成果集中的优势，推动北京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调整北京
产业结构……。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融资担保资金，总额5000万
元，也首先打上“发展首都经济”的标签。
3.专业性较弱。由于实力弱、融资渠道少及行业导向的影响，导
致风险投资公司缺乏整体经营思路与长远发展战略，投资领域过大，
难以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有的企业直接成为贸易型、房地产型或
炒股公司，离高科技“孵化”越来越远。
除了“钱”的提供外，国内风险投资公司对于风险企业几乎没有
任何“投资附加价值”，不能通过注入管理理念、扩大业务网络、建
立战略联盟来提升风险企业的综合素质。外资公司在中国也有类似教
训，管理、监控不力造成经营效益差，导致投入中国的投资基金的波
动。
4.缺乏对风险企业的全面考察。我国的风险公司自身没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在对风险企业考察、选择时缺乏全面而理性的思考，往往
只看中企业的科研水平、技术能力，或只看中项目本身的技术先进性
，而忽视其策划能力与管理能力，尤其是风险企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
。如有的创业者根本就不懂“风险投资”为何物，更无从自觉遵守“
游戏规则”，结果常出现事实上“圈钱”的现象。这对于处于发展初
期的风险投资公司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国内风险投资业在借局造势的同时，千万要注意“强身”，高度
重视风险投资公司自身的管理与建设，尤其是与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沟
通、协调，对项目成果、项目进度及财务状况等的控制与监督，切实
维护和保障投资人的利益。
(二)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规模分析中国风险投资业正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建立众多的风险投资公司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究竟
什么样的规模才是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适度规模，也不便于硬性“量
化”进行“一刀切”。我们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蛋糕”
做大?美国风险资本总额1969年仅25亿美元，1983年为121亿美元，19
86年达到241亿美元。风险资本净增值在1969年达到1.71亿美元后逐年
下降，到1975年净增1千万美元，但到了1978年出现了一次飞跃，80年
代是风险资本发展最快的时期。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影
响，1969年将资本收益税的税率从29％增加到49％，因而引起风险投
资下降。1978年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重新降到28％，1981年进一步下
降到20％，结果造成风险资本净值大增。
在美国，由于资金来源多元化，风险投资公司类型较多，规模大
，实力也强，独立私人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资本规模、专业人数均
独占鳌头，投资强度大概为30－400万美元，而集团风险投资子公司的
投资强度则更大，为100－1500万美元。中等规模的公司，资本额约为
平均资本额的一半，说明多数风险投资公司规模较小，少数大公司占
有了大部分资本。这反映了不同风险投资公司在经验水平上的差距，
经营时间越久，经验越丰富，效益越好，吸引资本的能力也就越强，
进行多种经营的可能性越大，风险就可进一步降低。这些大公司一般
都有10年以上的经验，1984年509家风险投资公司中，有34％的公司有
一个或几个合伙人具有10年以上或一个完整投资周期的经验，他们占
有风险资本总额的63％，而30％的公司经营不足3年，他们只占风险资
本总额的9％。
美国的风险投资并非直线上升的，同样因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发生
变化。风险投资家(Venturecapitalists)在历经4年缩减投资的情况后
，1992年又重新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受到上市股票市场对高风险企业
交易网络的影响，重振了投资者的兴趣。纵观过去10年中，专业风险
投资家的投资活动在1987年达到最高峰，总投资金额约39.7亿美元。
然而，随着紧缩投资的影响，连续4年呈负增长，1991年跌到谷底，总
投资额仅为13.6亿美元，到1992年大幅回升，总投资约25.4亿美元，
已回到1983－1985年间的水准。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专业化较强，注重在特定领域培养自己的核
心竞争能力，不仅向风险企业提供资本，还提供其他“附加价值”投
资，如“亚信”公司引入美国著名的三家风险投资基金E.M.WarburgP
incus、ChinaInvest和Fidelity。三家基金给亚信带来了宝贵的管理
资源、业务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源，并非简单地提供“钱”。三家基金
各具特色，E.M.WarburgPincus在IT业投资了十多家企业，使亚信告别
了孤军奋战的局面，成为其IT家族的一员，在技术上可以得到相互支
持；ChinaInvest与中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熟悉中国的政治、经济环
境，ChinaInvest可使亚信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的脉搏，在宏观、微观
层面上参与到中国信息业的规划、发展过程中去；而Fidelity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可为亚信提供稳定的、源源不断的资金
来源。
(三)树立辩证的观点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由于我国风险投资公
司刚刚起步，其绝对规模较小。但大小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的，对风
险投资公司规模比较分析应有辩证的观点。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们
认为要树立以下三个辩证观点：1.压力/压强观点。即处理“压力”和
“压强”的关系。压力指的是“绝对规模”，压强指的是“相对规模
”。总体来说，我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平均规模较小，有的甚至不如国
外同行在一个项目上的投入。但规模相对于“领域”而言，犹如压力
与“受力面积”，同样是千万元，分散在若干项目，则显得小，若集
中于某一点，则较大。此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压力一定时，
“压强”和“受力面积”总是成反比例变化的。
因此，公司规模小不可怕，“小而杂、乱”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如何在“专、精”相对量上做文章、下功夫，才是我国小规模风险投
资公司的出路所在。
2.堤内/堤外观点。即在投资组合策略上，处理“堤内”与“堤
外”的关系，堤内为企业的主营核心业务，堤外则是副营业务。风险
投资的最大特点在于“高风险、高收益”，高科技项目投资即是其主
营核心业务，周期长、投资回收慢。其他低风险的“短、平、快”项
目，诸如成熟扩张行业、证券市场、短期拆借等则属于“堤外”，能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资本的变现、增值与流动。
风险投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强调的不是如何防范
和规避风险，而是如何驾驭风险、分散风险，在风险投资中发现机遇
。过度防范“高风险”，将无法实现“高收益”，也不能称之为风险
投资。因此对待“风险投资”的风险与一般投资项目中的投资风险，
立场截然不同。
“堤内”、“堤外”的不同特点使之互补性较强，长期运作与短
期运作相结合，高风险与低风险相结合，充分合理利用风险资本，实
现“堤内损失堤外补”。
3.自力更生/引进外资观点。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悖论，也是老
生常谈。有的人要么过分强调前者，孤芳自赏，自我封闭，要么走向
另一个极端，崇洋迷外，生吞活剥，全盘西化。
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业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建立何种模式必须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而定。欧洲及亚洲一些国
家都想照搬美国式的风险投资，但事实证明，都不十分成功。我国建
立风险投资事业，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太多幻想，不能过分依赖于
外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处理好“借势”与“强身”的
关系，只有“强好身”，练成过硬的杀敌本领，成为“神枪手”，才
能乘势而上“借好势”。因此，国内风险投资业应脚踏实地、努力实
践，同时学习国外风险投资业的好经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风险投资发展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李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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