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t.858(蓝色的眼泪)
整理人: ft.858(2005-01-05 13:10:2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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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施和西施,本来在施家村住得相邻,只是两家中间隔了一条剡溪。她们都姓施,年纪也相仿,只是西施住在剡溪之西,称西施,而东施住在剡溪的东边,所以叫东施。两个人曾经一起长大,一起读三字经,拔冬烘先生的胡子,书包里都被男生塞进过丑陋的青蛙。她们也一起去剡溪洗衣服,用挽出的一截白藕让人动心。西施在发育成熟以后,忽然有一天感到心痛,感到文学在心中筑了一个巢,小说、随笔和诗歌的鸟儿进进出出。于是西施摆出了一个捧心的姿势,一个善待心情的姿势。西施千古不朽,就因为她的这一个姿势,象西蒙·波伏瓦所说,承担了一切形式的女人苦难。
因为自古以来已经有了一个西施,不管她的昵称是荷马、屈原、毛姆还是鲁迅,我们都变成了东施,都住在剡溪的东边。所以,只要我们希望在心中筑一个文学的巢,我们就要东施效颦,以捧心的姿势进行创作,不管这个姿势是如何地丑陋。姿势的美好或者丑陋,本身是一种风险。德国当代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写作的风险》一文中写道,事实上我觉得,作家完全是可以和一个银行盗窃犯相比拟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阴森恐怖的黑夜里,橇开一个保险箱,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可以获得多少财宝,或者是坐二十年的牢或者被流放。最为难过的是,每一次写作,都等于一次重新作案,难度越来越大。当****或者读者熟悉了你盗窃的方式,你就结束了盗窃生涯。照伯尔的话说,你只是“半吊子的艺术家”。
东施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是施家村中最平庸的家庭中第七个孩子。当西施捧着她的心,以优美的形式叙述陪侍楚国霸王的心路历程时,东施连楚国的一个最粗俗的百夫长都不认识;当西施象鲁迅先生一样冷笑着,用暗暗射出的袖剑,为风起潮涌的革命运动助威的时候,东施必须在村头的酒肆给猪脚拔毛,以谋得第二天的食粮;当西施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她爷爷的爱情故事,并在战斗中赢得其他五个热情似火的奶奶时,东施想到自己的爷爷在四十岁以后才用小黑驴换来一个用旧的女人。所以东施很丑陋,也很辛苦,一边洗衣服一边去看水中的鹅,因为衣服没洗干净,而遭到胖厨子的毒打。东施在村口捧着心口时,就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西施的辉煌映照下,显得格外孱弱和哀伤。
二千年过去了,施家村的村口上已是绿树成行。西施的姿势凝固成了伟大的雕像,让所有愿意效颦的人去模仿。德国文学批评家奥尔巴赫(Auerbach)在他的《模仿》一书中,把荷马的史诗看成是得天独厚的西施,荷马的“崇高,与日常生活中的写实主义水火不容,只能经过矫饰,用于田园诗中”。 反过来,当他说到弗吉妮娅·伍尔芙时,那个心灵敏感的美国女人,其实就是一个东施。她把“捕捉到的外在现实的某些瞬间,固定下来并加以延长。”“反复出现的意象引起意识的联想和反思”。这也就是说,当我们作为东施,并被迫给猪脚拔毛的时候,我们被胖厨子殴打的痛,在剡溪中看到鹅的感动,都可以构成意象,固定,重复,并把它延长。我们心中文学的巢,飞动许多日常生活的鸟儿,并且让我们思想。而我们总是在想象,想象鸟儿飞翔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也构成美丽的图像,月亮、晨曦与夕阳。而我们创作的时候,永不能忘记东施效颦的姿势,那个承担人类一切形式苦难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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