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ahflf(三江·浪子海啸)
整理人: chgirl2001(2004-07-17 14:10:31), 站内信件
|
《三国演义》的开端，便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数王霸宏图，刀兵风烟，尽在其中，纵使丰功伟绩，也不过如过眼云烟，只留“演义”二字，以资后人茶余，怎不叫人唏嘘。
一个人的自私是劣性，一个民族的自私是民族气节；一个人的慷慨是高尚，一个民族的慷慨是毁灭。世界太繁杂了，我怎样才能明白呢？但我应该算一个民族主义者，起码在中日关系上是这样的。对其除了仇恨，没有其他的感情。这样的民族感情使我很轻易的理解，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友善与礼节不过是为了维护人类文明的尊严，其实在这外表的下面，便是赤裸裸的争夺。
正是人类争夺方式的多样性，昔日的仇敌也能欢坐一堂，而当年血染的沙场已不复存在。好似昨日伊拉克还在为收复科威特，而歌颂他们的民族英雄萨达姆，而今他却变成战犯站在背告席，不仅是他，整个伊拉克人民都成了阶下囚。人类啊，我们太渺小，我们的生命究竟如何奉献才有意义？
其实苦恼的不止是我，不仅现实，连金庸先生许多小说背景都是历史变革，民族冲突的时期，主人公也由此思考而做出了他的选择。从小说情绪的变化，似乎也能看出作者的思想变化来。
在“射雕三步曲”中，是纯粹的民族主义思想。郭靖、杨过、张无忌都是为了自己的民族性而与外敌抗争，这三人在细微之处又有不同。
郭靖从小与蒙古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甚至还是成吉思汗西征重要的将领，有着极深的渊缘。也正是参与了西征，郭靖的人生从此转折，西征的经历深深的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开始反思如何在道义上接受习武杀人。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直到洪七公那“只杀恶人，不杀好人”的一声大喊，才使得郭靖猛然清醒。在蒙古入侵之际，民族重，于是抵御外敌便是杀恶人；个人轻，虽然曾为兄弟，大义灭亲也不算杀好人。至此，郭靖逐步形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精神。
在民族性上，杨过基本上是郭靖的复制品。杨过为人桀傲不训，加之又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很长时间来他没有过国家、民族的概念，在他心中只有个人的荣辱。于是，才有与蒙古打得火热，刺杀力保襄阳的郭靖。也许是民族血液的烙印吧，杨过每一次接触郭靖都会为之震憾，进而转化成为了崇拜，从而完全认同了郭靖的价值观，成为了“侠之大者”的接班人。至于后来隐居古墓，再不问世事，这是小说里爱情部分的需要了，完全可以与此分开来看。
如果说前两人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确立了自己的民族性，那么张无忌应该是彻头彻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了。张无忌的年代，元朝统制残暴，汉人中也许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推翻元朝统制，建立汉人的政权。在这种背景中，张无忌根本没有机会做别的选择，反抗元朝必然的成为了他的抱负与理想，其中绝没有妥协与让步。虽然他的爱情是跨越民族的，但仍然是他同化了赵敏，而不是相反。
《天龙八部》之中，这种思想开始衰弱。萧峰绝对比以上众人更难做决择。宋辽敌对的时代，一直受汉人歌颂、恩惠的萧峰，竟然是敌人辽国的臣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也让萧峰重新定位了他的价值观。两国人民的苦难，双方敌对的伤害，他都能最深切的体会到。于是，才有了止争，才有了血染雁门关。我绝不怀疑萧峰懦弱，庄子曰：“大勇不忮。”不伤害别人的人无疑是最勇敢的。《天龙八部》中，萧峰勇敢的跳出了自己民族的圈子，而从双方民族利益来考虑，这是与以往人物所不同的。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收山之作，这里民族性又有了新的发展。陈近南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成功，而且作者还有意贬低了他们的作为。相反，在汉人阵营中的韦小宝支持清朝政府的做法，反而得到了作者的肯定。
说到这里，按照小说创作时间的顺序，也许我们会得出金庸先生民族观变迁的顺序。我也的确这样认为过，但是现在我又有了新的认识，简单以时间做推断是不全面的。我认为金庸先生不过是尝试写出不同环境、不同时期，民族性的表现罢了。
关于民族性应该不应该坚持的问题，曾经一度困绕着我。特别是《鹿鼎记》的例子，让我一度感觉所坚持的东西是那样的没有意义，而今我有了答案。
“射雕三步曲”中，自己的民族处于受压迫，受侵略的时刻，这时就要毫无犹豫的拿起民族解放的大旗，做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比如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天龙八部》中，自己的民族与外族处于相对平衡的冷战时期，这时候如果能够避免战争，将会双方人民有利，这时候崇高的品格将比民族主义更加可贵。比如，我们今天与美、日的关系；《鹿鼎记》中，自己的民族已与外族融合，且生活安乐，这时的民族性应该扩大到整个国家，而不是狭隘的个体民族感情。就象在今天，打着东突的幌子是不会博得同情的。
未来会怎样，我无法预测，所以也没有必要等待没有发生的事情。从历史趋势来看，未来必定会产生新的民族融合。我的民族感情也会随之不断变化，而不应一成不变的。所以，也不必在民族未融合前对自己的民族排斥感到自责。反之亦然。
----
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