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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绝对值得一看——金墉写的袁崇焕评传(1)
发信人: vacation29(休假29)
整理人: ft.858(2004-01-15 15:10:12), 站内信件
                   袁崇焕评传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   
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   
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   
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   
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   
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   
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   
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   
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   
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   
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 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 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 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 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 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 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 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 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 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 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 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 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 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 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 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 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 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四十七 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 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 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 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 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 《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 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 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 者评道:“谁叫汝赤膊?”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 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 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 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 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 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 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 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 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 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 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 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 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 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 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 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 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 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 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 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 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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