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想给母亲送一条红腰带
五朝臣子
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有个习俗，每逢自己的本命年，是一定要在腰间系上一条红腰带的。据说这样做可以避邪。
记得我第一次系红腰带，是在文革的末期。那时母亲由于受到运动的冲击，独自一人，被勒令从西安下放到了陕西省岐山县境内的五丈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母亲当时的年龄与现在的我相仿，也就三十多岁。父亲，是个画画儿的，免不了也同样受到了冲击。那时被文化界的造反派们划为了另类，受到管制。时不时地还要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批斗。当时母亲由于环境所迫无法和父亲商量自己下放的事情，考虑到她走之后，父亲被限制自由，不能回家。家中便只剩下几近花甲的老奶奶和尚年幼的我。今后如何生活？的确是个难题。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毅然地自己做出了决定，将我的户口，随她一同转到那个将要去的陌生的地方。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虽然没有下雪，但天是阴的，也很冷。院子里的积雪都结成了冰，地上显得脏兮兮的。房檐上挂满了粗粗的冰溜。我早早地被母亲叫醒，起床后和母亲一起准备着行装。年迈的奶奶趴在桌前，提着毛笔，在一张张白纸条上，写着母亲的名字。然后，又一张张小心翼翼地贴在母亲要带走的行李上面－－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奶奶的的字，怎会写的那麽漂亮？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接着又进来了几个陌生的人。母亲对奶奶说：车来了该走了！奶奶点点头，什麽话也没说。只是站起身来拉着我，不断地摸我的头，摸我的脸。。。当所有的行李被搬上汽车后，奶奶拉着我的手仍不愿松开。。。当时的我，可以说没有一点离别的痛苦感觉，相反到有一种急切而兴奋的冲动－－车就要开了，我和母亲上了车。我好奇地看着车
上的一切。。。突然我发现母亲流泪了－－当我把手伸出车窗，对奶奶说再见的时候，我发现奶奶也哭了。。。我不理解她们为什麽要哭。当时的我没有丝毫想哭的感觉。唯一让我有些许难过的是没能在走之前见父亲一面，对父亲说一声再见。。。
不知汽车走了多长时间。坐在车上的我，觉得走的路很长了，离家也很远了。不知怎麽搞的，我开始有些烦了。我不停地在心里念叨着，快点到吧，快点到吧！到下午的时候，车终于停了。司机对母亲说，到了。
五丈原，说是五丈，其实何止五丈。它到底有多高，我至今无法准确地说出。总之沿着一条蜿蜒向上的土路，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麽是行路的艰难。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感受到了下塬时的艰难。塬上的土路坡度很陡，上塬的时候，尽管累一点，但慢慢上，走走停停也就不觉得有多累了。下塬的时候可就艰难多了。你要想慢慢地下，走上几步，你就会觉得腿上的关节发僵，继而感到腿好像已经不由自己了。不一会儿，你准会觉得腰酸腿痛，头也会被颠的隐隐作痛；你要想疾步快下，那麽，你就一定要做好摔无数跟头的准备。因为你只要放开脚步，你马上就会觉得你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它已经失去了你的控制。摔跟头也就在所难免了。长大以后，凡听到有人说上坡容易下坡
难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对说这话的人报以深深的敬意。有时竟有拥抱他（她）的冲动。。。
五丈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在塬上有一座非常著名的祠堂－－诸葛祠。在中国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现在在这里，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诸葛亮，有关三国的民间故事。。。
母亲和我，被当地政府安排到了原上的一间破旧的窑洞里。这里周围没有一户人家。窑洞内黑漆漆的一片－－墙是黑的，土炕是黑的，窑洞顶也是黑的－－由于到这儿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所以愈发的显得凄凉和荒芜－－很明显这个窑洞许久都没有人住过了。我对这个新家真是失望到了极点－－这时我才想哭；这时我才更想我的父亲；这时我才更想我的奶奶；这时我才更想我原来的那个家；这时我才有些理解母亲和奶奶在离别时，为什麽要哭了。。。
等母亲和几位送我们上塬的农民伯伯，一起收拾完这个新家，天已经完全黑了。旷野的黑暗和我以前所经历的黑暗，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它透着一种莫名的阴森和恐惧。这里没有电，四周也没有一丝地炊烟。不远处隐隐传来几声凄厉的嘶鸣－－当地的农民伯伯说，那是狼在呐（音：LA）喊。他们用白灰在窑洞外面的墙上，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他们说，这是防狼的－－狼看见白圈会害怕。。。
收拾完窑洞，我和母亲到被人领着到很远的一户农民家吃完了派饭，打着手电筒，往我们的新家里赶。一路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黑暗，听着一阵阵狼叫－－我的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害怕。我拼命地大喊大叫－－有时自己却被自己那不熟悉的怪声怪气所吓住。于是就更加地害怕和紧张。。。母亲不断地鼓励我，狼，不是怕圆圈吗？我用手电光，不停地画圆圈，狼就不敢来了！可我仍然害怕，仍然紧张。我和母亲，走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终于回到了家－－母亲进了窑洞，点上了小小的煤油灯，给我铺好了床，然后笑着问我：吓坏了吧？我脸憋得通红使劲地摇摇头！我那时真的感到，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躺到床上，我更加想念我的父亲，我的奶奶，我的那个家。我想哭，可又不能哭。母亲也躺下了，她拿出一本书，就着昏暗摇曳的油灯，像在家里一样地给我慢慢地读了起来。。。那是一本苏联小说，作者是谁已记不清楚了。但书的名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故事讲的是有一位小孩儿，叫小草儿。一次和父亲出门，结果走失了。于是，小草儿的家人，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寻找的历程。我那时真恨死那个小草儿了。我觉得他不听话，是个大笨蛋。记得我当时在我的日记里愤怒地写下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打倒小草儿！
第一夜，我和母亲就这样地过去了。
以后的每天，母亲都带着我到处走。不是开会，就是学习，下来就是轮流在农民家去吃派饭。闲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背着背篓去拾柴，以备晚上烧炕用。有时在塬上我望着塬下的公路上偶尔开过的一辆辆汽车，折下一根树杈，趴在塬头瞄着那唯一活动着的小东西做出射击的样子。到也其乐融融。后来渐渐地我也认识了不少塬上的小朋友－－刚开始我有些听不懂他们说话。他们管“蚂蚁”叫“蚍蜉”，管“喊叫”叫“呐（LA）喊”；骂人时就说“怪我（EU）儿难（LAN）日的”。。。母亲告诉我，这里人说的话，其实是很典雅的。我慢慢地也学会了他们的说话。。。
母亲当时是抱着从此扎根农村的决心，或者说是无奈，来到这里的。我的学习问题自然是母亲必须考虑的一家大事。一天母亲带我来到了这里唯一的一所学校，五丈原小学。在塬的半腰上有一间很破烂的房子，像是一座破庙。学校里仅有一位年过花甲的男老师，整个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教室里零乱地砌着几张泥桌泥凳。老师姓郭，个子不高，很消瘦。黝黑的脸上架着一付茶色石头镜。总戴一顶黑色的解放帽。郭老师用嘶哑的声音介绍说，这里只有八九个学生。。。母亲决定，让我过完春节，就开始在这里上课。郭老师听罢，似乎显得有些拘谨。。。
下了几场雪后，转眼间就要过春节了。这时母亲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她来这里之前就被告诫不能回家（西安）过春节的。而父亲在单位也是被告诫不允许乱说乱动的。看样子，这年的春节，注定我们要分开过了。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也没有炉灶。塬上缺水，这里的井都很深，打上来的水非常苦。母亲告诉我，春节带我下塬，到高点镇上去吃岐山面。。。
当母亲把那本厚厚的＞给我读完的那一天晚上，整好是那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在油灯下，母亲看着我，第一次问我爱不爱这里？我想了好长时间说，有点爱，有点不爱。爸爸和奶奶在我就爱。母亲不说话，半晌，又问我：你不会恨妈妈吧？我拼命地摇头！母亲又哭了，哭的是那麽伤心。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那麽伤心地哭。望着母亲的眼泪，我也不由自主地哭了。尽管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为什麽会那麽伤心地哭，我甚至也不理解我为什麽也要哭！母亲哭了一会儿，像是想起了什麽重要事儿似的，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纸包，对我说，差点忘了，这是给你的－－我当时想，一定是母亲给我的过年礼物！我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麽礼物，但我想一定是我喜欢的礼物！我夺过来打开一看－－我失望，我生气－－原来是一条红要带。这时我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委屈！我想到了从前在家的时候，每逢过年我都有新衣新裤新鞋子，父亲总要给我买鞭炮，奶奶总要给我压岁钱。。。可现在只有我和母亲俩个人，面对着黑漆漆的夜晚，空荡荡的窑洞；冰冷的炕昏暗的灯。。。我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这次哭可能是自从我懂事以来，哭的最为酣畅淋漓的一次。我无所顾忌地哭着，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任凭母亲怎麽劝，也丝毫不起作用。人可能就是这样，钻进牛角尖，越往伤心处想，就越觉得伤心，就越一发不可收拾。仿佛这世上就自己是最伤心的了！母亲一边给我擦泪，一边拿着那条红腰带对我说，乖，戴上吧！明天就是你的本命年了。。。“我不戴！”没等母亲说完，我就犯了邪。这一声就好像是吼出来的一样。母亲被我的吼声惊呆了，她也从来没见过我竟敢用这种口气和她说话。母亲愣到哪儿，很久很久不说话。。。我仍在不依不饶地哭着。后来母亲默默地收起了那条红腰带。。。
三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母亲终于被落实了政策，又重新回到了西安。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我恋爱已久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到父母家里，和母亲父亲奶奶一同吃完了饺子，看完了电视里的春节文艺晚会，放完了一挂万头的鞭炮，准备送我的女朋友回家的时候，父亲对我说，等一下，你妈要送你一样东西。母亲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条红要带－－我惊呆了！母亲轻轻地对我说，明天是你的本命年。戴上它吧！我茫然地接过了母亲递给我的红腰带。这时，我的脑子里迅速地想起了十二年前的那个夜晚－－我早已忘了很久很久了的那个夜晚。我系上了红腰带，脑子里好像又空空如也了。。。好像母亲在对我女朋友说了一句什麽：“。。。我一直想给他。。。”
出了门，天上落下了雪花飘飘扬扬。街头不时有阵阵鞭炮声响起。。。女友挽着我轻轻地说，你妈真好！摸着我腰间的红腰带，我的心头，一阵酸楚和苦涩。。。
这一晃又过去了许多年。世态炎凉我已经过。当我初尝沧海桑田的时候，父亲也已故去三年了。。。现在母亲一个人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我不知道，以前母亲每次过本命年的时候系不系红腰带；我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每次母亲过本命年的时候都给母亲送红腰带。自从父亲故去后，我仿佛才真真正正地长大了！也就是从父亲闭眼的那一瞬间起，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父母原来被我无意中疏忽的太久太久了；我也才深深地感到了父母对自己孩子的那一腔的爱，是那麽的无私，那麽的真挚，那麽的滚烫。。。而我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爱，又是那麽地随意，那麽地简单，那麽的。。。
兔年快到了，年迈的母亲饱经风霜之后，又该到自己的本命年了。没有了父亲。。。我想，替父亲送母亲一条红腰带。。。
1999.1.27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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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的那眼泉水已枯竭
五朝臣子
下乡的第二年刚开春，公社领导到五丈原大队检查工作。检查完这里的工作，公社领导和母亲长谈了一次。他们具体谈了些什麽，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谈完话，没过多久，我和母亲就离开了五丈原，被公社安排到了原下的东星大队。
东星大队位于五丈原脚下。村口有一眼清泉，常年四季哗哗地流淌着。水很甜。我和母亲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喝过这麽清甜的水了。这里的农民以种植小麦为主，同时由于当地的水利资源较为丰富，因此这里的地里也种植了不少的水稻。离这里不远，有一条大河，可能是因为这条河的河床全是卵石的缘故吧因此叫石头河。石头河上有一座浮桥晃晃悠悠的。没走过的人走到上面一定会觉得心惊胆颤。石头河的旁边不远处，就是高点镇，每逢集市，这里便热闹异常。
应该说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相比五丈原，那就更是天上地下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唱戏。当然那时也只能唱那几个样板戏。什麽＞＞＞等我当时几乎可以全本地背唱下来。后来县里的广播站，还几次把我请去录制我清唱的样板戏唱段。我不知道我究竟唱的怎麽样，反正每次县里的广播站播放的时候，我是不敢听。不过听许多人说，还不错。只是不知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这里的许多人，字都写的非常漂亮。尤其是用宽排笔写的那种黑体字和仿宋字。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母亲，被村里安排到了一户农民家里落户。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农家大院。院子很大。空地上，种满了许多蔬菜。主人在院子里，还养了不少鸡。这里的男主人，姓孟。当时估计有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很强壮。只是脸很黑而且上布满了皱纹－－从这些刀刻般的皱纹上，让人很容易地就想起，在课文里刚学的那个词－－饱经风霜。主人只要一有空闲，嘴里就总叼一支很短，但很粗壮的旱烟锅。烟锅上，挂着一件很旧，但很精致的绣花烟袋。一支可能已用了很久很久的火镰别在腰间。男主人平常话不多，但很和蔼。女主人，当时可能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也许是这里的水养女人吧。所以这里的女性都很漂亮。女主人自然也不例外。这个家除了地里的活以外，全靠女主人操持－－院子和房子里总是干干净净的。虽然她的家里，也没什麽像样的家什。但总能给人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母亲经常对我和别人说，这家的阿姨真能干。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老大，长我一岁。是个男孩儿叫拉熊。拉熊长得很瘦小。那时已不上学了，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老二和我同岁，叫来熊。也是个男孩儿。脸红红的，很结实。后来我和他在一个班上课。老三是个女孩儿，十岁左右，叫什麽名，我已经忘了。老四也是个女孩儿，那时好像尚在吃奶。这是一家非常善良非常厚道的人。
我和母亲，就住在主人特意给我们腾出的一间小房里。下乡以来，只有在这里，我才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现在每每想起，仍觉得格外地温暖。平时我和主人家的老二一起上学（这里的学校要比原上的那间学校好多了，最起码不是泥桌泥凳），一起玩耍。每天母亲出工回来，我们总能吃上阿姨作的热菜热饭。尽管主人家的人不太爱吃大米，但听说母亲爱吃大米，她就时常给母亲做米饭。有时还偷偷地煮他们都不舍得吃的鸡蛋给我吃。有时自己家的孩子发现了，眼巴巴地望着我手中的煮鸡蛋，阿姨总是顺手递过去一根红罗卜，把她打发走对我说，你吃吧。他们不爱吃！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爱吃，但我知道阿姨从没给他们吃过。阿姨要用这些鸡蛋，在集上换钱来养家糊口。阿姨的手很巧，做的饭菜，特别好吃。一支普通的红罗卜，她能切的像头发丝一样。她熬的苞谷榛总是那麽香甜，喝完以后，盛稀饭的碗总是干干净净的，几乎不留一点稀饭的痕迹。她做的岐山面，我每次都能啖下许多碗－－离开那里以后，我一直没能再有过吃饭时，如狼似虎般的感觉了。那种香甜的感觉，看样子只能永远的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闲暇的时候，我就和主人家的老二一起去麦地里挖野菜，去塬上捡柴禾。麦田里能吃的野菜有两种，一种叫荠菜一种叫麦萍还有一种野菜（名字记不请了），据说有毒不能吃。由于它的形状和麦萍有些相似，所以经常被我误挖回来。阿姨总是细心地把它一个一个地从菜筐里捡出来，然后，耐心地给我讲两种野菜的不同之处。捡柴禾是我最爱干的一种活，因为能到处转游。当然转的多了也不时地闯一点不大不小的祸。又一次我竟然把人家在地里种的小苹果树苗，连根拔了起来，当柴禾装到我的背篓里带了回来。回到家不一会儿，就有人找上了门问谁把他家的树苗拔了，阿姨连忙出来问明情况检查了我的背篓，然后忙不迭声地给人家赔不是。那人到也不再追究，拿了树苗就走了。阿姨轻轻地对我说，以后可不敢再拔人家的树苗了－－我使劲地点头。
小孩儿在一起不会总是和和气气的，有时难免闹一些矛盾。一次不知道为什麽，我和来熊发生了矛盾我们好几天不说话。有一天，我在家越想越气，就跑倒他们家，把他叫出来。让他还我以前给他的铅笔和本子，他回家，拿出了已用的很短的一根铅笔还给我。我不答应，一定让他还一根新的给我。他说没有，我就不依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下午，阿姨从外面回来悄悄地把我叫出来，递给我一根新铅笔，对我说，拉熊不懂事，这是我在集上刚买的新铅笔。。。我一把抓过铅笔扭头就走。晚上我得意地对母亲说了这件事情，母亲听完一句话没说，一巴掌扇到我的脸上－－我记得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打我。我没有哭，我只是感到不可思议，怔怔地呆立在哪儿。。。母亲拿起铅笔去了阿姨家，很久才回来。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不，你伤了阿姨的心－－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更不理解。。。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我才理解了，那时我是多麽地自私。因为我的自私，伤害了那麽善良的一个人。我至今想起这件事就感到非常地内疚和愧悔。。。
去年，我和母亲故地重游又来到了这里。也算是了却了母亲多年的一桩心愿。村里变化不大，以前的房子，依然如故，只是显得有些破旧了。院子里的男主人已故去了多年。老大拉熊也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了。老二来熊已成家立业了，且已有了俩个孩子。女主人，我和母亲没能见上。来熊说，她娘和村里的人去太白山进香去了，要过些天才能回来。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张他母亲的近照－－老了，头发也有些花白了，额头上爬着几道深深地皱纹，但仍可以看得出当年的神采。阿姨，尽管老了，但在我的眼里，显得愈发的慈祥了－－我和母亲，从心里都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我和母亲都在心底默默地祝愿她老人家幸福！同时我也在为我当年的自私抑或无知，对老人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村头的那眼泉水边。。。泉水已枯竭了，泉眼旁还依稀能看出当年潺潺流水的模样儿。我站在这里，望着枯竭了的泉眼，许久许久不愿离去。。。我多麽想再喝一口这里曾经流淌过的清甜的泉水。。。可如今她却枯竭了！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