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

碧页蓝


　　不论是开什么会，最难熬的是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更何况天又下雨，电影呢，都是早已看过的了。打牌，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提得起人们的情绪。晚春初夏的时令，乍暖还寒，刚有几天太阳把人们晒得睡意绵绵，又洒下几颗冷雨来，弄得人心境不开。晚饭后，大家把这小得可怜的县城逛遍了，没精打彩地溜回寝室，将身子缩在床上。感叹几声天气后，就天南海北地扯了起来。即发泄一下整天弊闷起来的精力，又从新闻交换中得到一些享受。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然而人们的谈话还是很少有不谈到它的。从刘少奇的平反到对宣布要审判的“四人帮”，又到纪念堂的建筑，张志新、史云峰的死刑，直到无处不在的走后门。至今进展艰难的种种改革，各单位的厅闻轶事。这些都大大有利于每天补助八角的伙食消化。因为大家都是些卖嘴巴加跑腿的基层一般干部，难得碰机在一起吹牛。所以，嘴上没有把门将军，碰着机会就过一次瘾，彻底解放思想。有时，谁迸出一两句惊心动魄的话，倒还能使大家得到一种后怕的愉快：“在这儿，说什么都行”。这两面三刀年，人血的价钱已不是那么可观了，之后，心里才会带着某种满足，甜丝丝地进入梦乡。
　　那天也是这样一个腻味的夜晚，大家的闲话也过了第一次高潮。这时，老李忽然发出一句感叹：“唉，我们这些人总版式是活过来了，那些死了的才一辈子冤枉糊涂呢！”
　　“嘿，还有比刘少奇冤枉的吗？当了国家主席，一买卖就弄来冷冻得得了肺炎死了。嗯，想起来人生真他妈没有意思。”老汪经常是饱经风霜的口气，对什么都悲观地得出结论。
　　“唉，神仙打仗，凡人遭秧。小老百才真正冤枉。我就亲眼看到一个死都有还在做忠心梦的人，为了一个石膏像。”一直开口不多的老谢，好象被老李和老汪的议论触发了什么，略有所思地说出了这段话：
　　“唉，老谢，讲来听听，一个石膏像怎么整得死人？”大家又都来了兴趣，从低潮中振奋了起来，在床上调整着身体的姿势，准备舒舒服服地把自己的情感寄托那么一小会儿在别人的经历上。
　　“好吧。”老谢拉过被子，垫在身后，抽上一支烟，慢条丝理地讲了起来。
　　“那些是在一九六三年底，正是大串连在时候，火车是史无前列地拥挤。你要是不爬窗口，不踏着人的肩膀甚至脑代瓜子就别想上车并且找个容身的地方，那肯定是奇迹。我那次是从北京回四川。当时北上的人要比南下的人多得多，因此还算松活，两排座位之间，只不过才二十几个人。我尖着屁股在靠椅上挂了个角，心满意足地打盍睡。在我旁边过道上虽然坐满了人，但要解手时，也并不是绝对不能通行。身前呢。一个瘦削的矮个子站着，（他如果要坐，兴能坐在别人的肩膀上头或者脚上了，）看他的年纪，不象是学生，大概是那些个学校的老师吧。那年头，沾着个“学”字的都可以坐车不买票，到全国各地点火煽风闹造反。从他身上散发的汗臭来看，最少已经出外一个多月没洗澡了。头发长得象囚犯。一副起圈儿的眼镜戴在乞丐似的脏脸上，显得又滑稽又可怜。玻璃后面的那对眼睛倒还精神，似乎满溢着某种满足和得意，有些高烧病人的征候，偶尔，他的薄嘴皮一移，绽出一丝笑意，那眸子里就放出光来，使人感到有些神经质样的疯狂味儿。仔细一看，好象也没有什么异样。我放保险，他穿着不多的身上至少有一个团的“装甲部队”。从他不住地抖擦身子的动作，就知道那些“装甲部队”焉在进行军事演习。挤上一天一夜的火车，再强的人都会疲倦不堪。那有功无去追究旅伴和底细。我时醒时睡地挨羊时间，烦闷地听、数着火车轮子在接轨处的卡擦声。
　　不知是什么时候起，这个脏眼镜儿的手肘开始碰着我的头额。起头，只不过偶尔一下，他总是冲着我歉然地一笑，我也懒得抗议，只盯他一眼。可是，他竟不断地撞得我冒火了：　　“喂，你怎么搞的？”
　　“哦，对不起……”。他双入紧抱着一个大纸包。我这才注意到，好象凶上车就一直这么抱着站了几十个小时，难怪他撞人了。“唉，你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嘛！干吗老抱着？”
　　“嗯，这，这行李架上搁不下了。”
　　“搁不下了？”重在那些包上不就行了，哼！我心想，这书呆子真笨！他又歉然一笑，忽然有些神秘地低下头来，在我的耳边说：“这是宝像啊！”
　　“宝像？”
　　他小心滕出一只手来，轻轻地把纸剥开一些。啊，原来是一尊伟大领袖的石膏像。表面上还上了一层光亮的白子呢。那时候，正是举国上下一片红海洋，连厕所墙上都涂满标语的年月。有一个小小的像章，谁都看得比金子还贵重。谁要是有那么扭扣大的一粒挂在胸前，真比世上的任何奖章都更出风头。不满你们说：我那时的贴心口袋里正着那么一颗黄灿灿、亮晶晶的宝贝呢。那是我用一套精装四卷和一个山东红卫兵换来的，谁不知道，我有个又漂亮又年轻又特别喜欢出风头的老婆。那次出差我不精心地、辛苦地想方设法给她弄点儿礼物，可是，要满足她那颗其大无比的虚荣心，我不得不承认，难哪！哩，这次，我保险她会高兴得抱着我打转。然而，她竟抱着这么大一个胸像！“哩，好大的主席像呀！”我惊叹一声，情不自禁就伸出手去。“哎！哎哎，别摸！别摸！”他赶紧把像章往怀里一缩。“喂，你那儿弄到的？”我急切地问，唉，要是我能带着这么大一尊宝像回到家里，我老婆不发狂才怪呢！不消说，小县城里起码有一半的人要光临寒舍。“噫——我在北京怎么没见到呢？”看到我这个馋样子，由于得着别人的强烈羡慕他兴奋得黑瘦的脸上流出了红光：“我也是千辛万苦才买到的。光是为了保护好它，你看。”他够着手把袖子一捋，露出z红红紫紫的手肘，有些地方肯定是在硬东西上擦过，渗着细密的血珠。“啊，这么多伤。”他淡淡一笑：　　“背上利害的多呢，这时候赶车，双手又不空，又不敢硬挤，那儿不碰撞几下。”
　　“哦——你？”我不禁然起敬了，努力想站起来让他坐。
　　“不，不，我要不了多久了，你坐你的吧。”
　　我只好把他托着，让他靠在我的身上。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吃力了，这样毕竟不是长法，看他的样子，好象越来越不支了。我望着行李架上的木条，灵机一动：“哎，有办法了。”
　　“什么？”他从迷糊中醒来。
　　“你看，”我从身上摸出一根带子，热烈地说“我们把像捆一下，吊在行李架上，只要轻轻稳住，保险碰不坏。大家可就轻松多了。”
　　“噫，真行！”
　　说干就干，几下子就弄妥了。他把解放出的双手伸展了几下，长长地吸了口气：“唉，我可饿坏了。”
　　“你，没有吃东西？”
　　他害羞似地一笑：“出门一个多月了，带的钱买了不少东西带回去，都上些精装选集。你不知道，我们那儿很不好买精装毛选。买这个宝像时，根本没想到还乘多少钱，因为等着第六次再看一看主席，又多呆了几天。从北京起程时，只有几毛钱在身上了。昨天起，就只吃白开水顶着。唉，好在没几个小时就可回家了。”
　　这次，我没让他客气，强迫他坐在我的位置上。拉下提包，拿出两个饼子来让他充饥。又亲热地攀谈起来，原来，他姓陈，果然是关县中学的物理教师。他是带学生赴北京参加检阅的。到了北京，学生们不理他了，他独自到各大专院校去抄大字报，到书店买书，因此第五次检阅时，没有看清主席。又等着第六次。所以呆了这么久。谁知倒弄得如此狼狈。
　　“我还带了一大瓶金水河的水呢。用毛衣包着装在提包里。”
　　“哦——”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穿得如此单溥。
　　“唉，我们那儿还有好多人要我给带点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土，实在是没办法。我在广场上扒了一点，也算意思吧。”
　　列车不知不觉又在一个站上停下了，上下一些人，又开动前进。我们这节车厢里进来些学生，不知是谁眼尖，一眼看到我手中捧稳住的石膏像。“哎，好大的主席像！”接着叽叽喳喳地挤过来一群好奇的学生。近傍的人也站了好些起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手上。我也带着几分骄傲，荣耀自得地把纸撕开一条缝，让大家詹仰。鬼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为什么把红太阳弄来吊起？”这一下象在车厢里爆了个冷弹，空气马上就冻结了。
　　陈眼镜儿慌忙站了起来，咽下含在嘴里的饼子渣，结结巴巴地说：“这像是我的，这、这样才能使它碰不坏……”
　　“哼！啥子成份？”
　　“为什么把绳子索在像脖子上？这是什么居心？”
　　“你是不是外逃的牛鬼蛇神？看样子象个臭老九。快说！”
　　“哦，这……不，不……”他在这一连串越来越严厉的责问前，吓得脸色白，声音都打罗嗦了，半天也抖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解释。
　　我可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眼看有麻烦事就车身不管。我张了张口：“哎，这纯粹是出于一片好心，石膏像不拴住脖子，怎么吊得起来……天哪，这后半句还没有说完，先就把我自己给吓愣了。
　　象一朵火星落在汽油桶里，人们的怒火轰地一下燃了起来。
　　“罪该万死！”
　　“好心？用心恶毒的反革命！”
　　“把他们拉出来！”
　　眼镜儿还来不及分辩，已经从我身边拖了过去。紧接着一场混乱，我双手一松，刚想挤过去救护那已经挨着拳脚的眼镜儿。那宝像一荡，就撞在行李架的支铁上。立刻碰出一个大大的窟窿。
　　“啊，产席像碰坏了！”一声惊呼。人们更加愤怒。我当然地成为同案犯，受到了触及皮肉的教训。
　　最后，神情凄苦的我和已经摊在地上的眼镜儿被人们一致决：这两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不能再留在革命的列车上污染革命的空气。把他们扔出去！
　　真是上帝保佑，列车又到站停了下来。于是，我和眼镜儿才没有被革命群众扔在荒辟的路基上，而是被甩在了冰冷、结实的水泥站台上。
　　火车开走了。这是一个极小的车站，几个农民和铁路工人围着我们。眼镜儿的眼镜早已没有了，瘦小单溥的身子上到处是伤。从窗口被推出来时，他脑袋先着地，把额头角跌得鲜血淋漓。我幸而命大，只把右手碰脱了一块皮。人们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倒霉的小偷。而我，自然而然不能说出事情的原委，只是伸手去摸着那枚贴胸的像章。感到被教训过的心里痛得难忍。
　　在那个小站附近的乡镇里，我呆了三天。直到眼镜儿在公社卫生院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一个医生能救活他。最后，我丧气地爬上火车，挣扎着回到了家里。不过，我没有把像章带给我那爱虚荣的老婆，尽管她至今骂我是天字第一号的笨蛋。我把它留给可怜的眼镜儿了。他临死时变形的脸上，向我唯一期望的就是这个小小的、黄黄的、晶亮晶亮的东西。
　　老谢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故事。
　　全室静极了，好象都睡着了似的。然而，却没有一点鼾声。窗外，雨越下越大颗了，急急地打在阔大的梧桐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风在田野上一阵一阵地吹掠，好象在远远地呼唤着什么。电灯突然熄了，全室一遍黑暗。
　　“啊，又是一个好做梦的长夜！”